愛思考的人

腦機介面作為一種特殊的信息交互與響應技術，可以通過建立人腦與外界設備的信息通路來實現跨越硅碳邊界的「心物連接」活動，從而實現人類增強。在人類增強技術體系中，此類增強也被稱為腦機增強。腦機增強引發的各種人文風險儼然成為實現「人—技」和諧藍圖的阻力，要推動其沿著人文軌道發展，需要嚴肅審究。總體而言，腦機增強背景下的人文風險，包括個體層面的尊嚴貶損風險、集體層面的價值受抑風險和社會整體層面的身份認同風險。

從個體層面而言，腦機增強下的主體在藉助技術手段實現機能逾越的同時，往往也伴隨著嚴重的個體尊嚴貶損風險。而這種尊嚴貶損，主要體現在「難以自為」與「難以自維」兩個方面。一方面，「難以自為」可以被解讀為一種腦機增強背景下的主體意向紊亂。比如，有實驗表明，利用電極模擬患者大腦，對情緒的穩定可以起到明顯的增強效用，但存在著扭曲主體心理常態，左右患者自由意志的危害。換言之，腦機增強下的主體容易在技術裹挾下變成一具「身不由己」的「提線木偶」。另一方面，這種「難以自為」還體現為一種人文矮化現象。比如，腦機增強背景下的主體為達到操縱的精準無誤，追求機能上升所帶來的絕對效力，被迫放逐原本那一套生動活潑的表述方式，代替以簡單冷漠的運算符號和操作指令。這種「唯結果導向」的增強，實則為主體對於機體「野性」的讓渡結果。「難以自維」則主要表現在「腦信息泄露」現象中。對此，希爾特（Elisabeth Hildt）重點談論了腦機介面所誘發的隱私風險問題，並提出「人腦中的晶元是否會成為某種不受控的『間諜』工具」，「外界是否會在未經攜帶者允許的情況下擅自對人腦信息進行調查」等問題。換言之，在腦機增強背景下，主體維繫自身信息安全的壁壘已出現裂痕。以上種種，都是增強主體尊嚴貶損的具體表現。

從集體層面而言，腦機增強群體中廣泛存在價值受抑的風險。其一，這種價值受抑表現為群體的去多元化趨勢，即「同質化」現象。克萊因（Eran Klein）在案例研究中指出，主體在完成腦機介面晶元植入後，產生了行為習慣、心理狀態甚至敘事身份上的「麻木感」，而這種麻木感將進一步引導同質化現象的產生。在腦機增強的作用下，個體會理所當然地選擇「最優」規劃方案、「最理性」行為模式和「最高效」學習路徑，進而塑造出高度同質的腦機增強群體，原本多元有機的文化孕育或翻入單一而空洞的「二進位」篇章。其二，價值受抑還表現為腦機增強群體的本體「退化」，即「增強下的削弱」。這首先是主體意志品質的削弱。隨著增強主體對設備的依賴程度不斷加深，後天所形成的正向價值觀念與精神品格也將在純粹的效能洪流中淡化乃至扭曲。在技術異化語境下，「有志者，事竟成」或將被「有智能者，事竟成」所取代。再有就是「原始機能」的萎縮。在腦機介面「代辦一切」的時代，同樣意味著增強群體的「低智」時代。人們在享受腦機介面帶來便利的同時，也付出了高昂的成本。隨著時間的推移，「用進廢退」的機制，或在人類群體智能的極化中得以呈現。

從社會整體層面而言，腦機介面面向社會的增強應用將帶來嚴峻的「身份認同」風險。圍繞身份認同，可以衍生出兩個更為具體的追問，即「腦機增強群體如何自定義」和「社會其他群體是否再定義」。第一個問題實則指向了增強主體的自我認知風險。碳基與硅基在物理上的組裝並不意味著精神上的契合。在現實情況下，人機交互中難以規避的「錯位感」和「疏離感」往往會導致增強主體的自我認知障礙，使其無法正常地完成一個連貫的自我敘事。更為嚴謹地說，在腦機增強背景下，行為主體的自我認知還存在較高的不穩定性。比如，在腦機設備的執行過程與主體指令高度契合的情況下，主體的自我接納程度較高；當二者出現滯後性乃至差異性時，主體便很難去認知這個「似是而非」的自我。關於第二個問題，實則指向了社會整體的認知風險。一方面，面對腦機增強群體，社會其他群體有可能出現「過敏」癥狀，出於恐懼和不信任，腦機增強群體則有可能在社會「排異」中被邊緣化。另一方面，社會其他群體亦有可能表現出麻痹甚至崇拜的態度，那麼原先所構建的社會穩態秩序就會變得岌岌可危，關於「人」的形而上學問題也許會高高懸置於「後人類」上空。

從人類增強技術的發展歷程來看，這類與人本身息息相關的技術可以梳理出一條「具身—離身—再具身」形式的清晰脈絡。最初的增強形式，是主體內向維度的身體技能開採；隨著技術的發展，進而外化為工具的加持、機械的自運轉；而隨著「匯聚技術」浪潮的到來，腦機介面又一次將技術拉回到身體框架之內，而這種技術「再具身」的增強模式，也必然在提供技能逾越的同時加劇本體的依附性和從屬性。從生命進化路徑來看，泰格馬克（Max Tegmark）在《生命3.0》中構建出了一種「技術進化」取代「本體進化」的全新階段。其中，生命3.0版本即「生命體可以重塑自身的軟體與硬體，不再等待進化帶來的恩賜」。然而，這種純粹依賴於技術加持的生命進化模式也暴露出「高速而不高質」的困點。綜合上述兩類視角，腦機增強極有可能在「高度具身」的作用模式和「高速迭代」的演進邏輯中形成「技術有作為，本體不作為」的增強慣性，從而不斷被削減固有價值，侵蝕主體地位。到那時，腦機增強下的群體或將在這種隱蔽而充滿誘惑的增強慣性下，徹底放棄自我增值，而成為技術的附庸體。可以說，在腦機增強慣性的驅使下，「增強之我」與「本真之我」間不斷增大的「勢能差」是「本我」跌落「神壇」的風險之源。

隨著腦機介面在人類增強領域的不斷深入和發展，其暴露出的人文風險也在一個動態的時空語境中繼續異變，這也對其風險抵禦和應對機制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強調的是，應對腦機增強所產生的人文風險衝擊，不能單純樂觀地還原至技術層面，而是要在這場「人—技」博弈中持續增添人文「籌碼」，實現腦機介面在增強向度下的「親主體」實踐。一方面，對於腦機增強的審視與研究工作，不能停滯在一個簡單的「正負價值對沖」階段，而是要將這種審視融入到動態、多元的技術時空中加以鍛造，從而搭建起真正具有效力性、穩定性、靈活性、發展性的風險審查與人文規約體系。另一方面，夯實普適的人文文化體系，是應對腦機增強在人文領域異化的「根本之法」。猶如《愛、死亡與機器人》中人造機器人齊馬在藝術作品中所追求的那一抹「奇馬藍」一樣，技術增強下的人類個體依舊需要堅定秉持那個原初的「本我」。唯有如此，才能在新興人類增強技術的暗流上扶穩船舵，把准方向。否則，剝離「人性」的腦機增強或將走向福柯在《詞與物》的尾聲中所描述的末世圖景：「人將被抹去，如同大海邊沙灘上的一張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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