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思考的人

雖然某些時候，一個人做出的行為，並不源於他自己的本能動機，而是源自於在社會關係中，存在於更高等級的人的意願，是這個等級的人或機構，促使別人做出了服從的行為，但不可否認的是，這種服從很可能造成不可估量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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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納粹頭目阿道夫.艾希曼被以色列特工抓獲，押往耶路撒冷接受審迅。艾希曼是納粹德國高官，曾在二戰期間，犯下了滔天罪行。他簽發了很多駭人聽聞的文件，包括對數萬猶太人執行死亡命令，可以說是一個雙手沾滿了鮮血的劊子手。

那這樣一位惡貫滿盈的戰犯站在軍事法庭審判席上時，對自己的罪行進行懺悔，請求饒恕了吧？答案是，並沒有！艾希曼並不承認自己有罪，還一再申辯，他只是在執行任務，奉命行事，沒有任何罪過。

面對這樣證據確鑿、罪孽深重的惡行，艾希曼為什麼不承認呢，卻一再說自己是在執行任務，聽從命令呢，人們到底會對權威服從到哪種程度呢？

當時身為猶太人後裔的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斯坦利.米爾格拉姆，對這件事情非常關注，於是他進行了一次電擊實驗。他想知道，當代表權威的一方下達命令時，這個命令是與道德和個人認知相違背的，到了對人性進行嚴酷考驗的時候，人們會如何選擇，他是遵從自己道德的指引還是遵從權威的力量？

後來作者把整個實驗過程寫成了一本書，《對權威的服從》，副標題是《一次逼近人性真相的心理學實驗》，在書中，作者詳細記錄了事件過程，並對實驗過程中的現象進行了分析，主要是在情境力量下，權威對個體產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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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我們認為，人是自己行為的主體與支配者，人們的行為受自己良知、社會道德的約束，不會服從於別人的意志。正是因為我們有清楚的認知，才成為獨特的個體。假使一個人沒有主觀意識，不做分辨的對外來的指令加以服從，那是不可理喻的事情，簡直是豬腦袋。

所以，如果個人對於某件事情的道德判斷與權威產生了衝突，個人的自我認知應該佔據主導地位，應該遵從自己內心的聲音，而權威次之。這才是正常應該具有的表現。

但是如果讀了《對權威的服從》這本書，你會知道，以上只是你一廂情願的美好想法。

現在假使我們參加了一場實驗，實驗規則是，讓一個人回答問題，他答錯了，然後代表權威的實驗人員讓你去電擊那個人，你會聽從嗎？堅定拒絕是吧。因為在我們看來，電擊別人這種行為簡直是變態虐待狂才會做出來的事，絕不會是我們。

但是，先別這樣武斷地下結論，我們看看書中具體實驗及實際情況是怎樣的。

實驗組招募有償志願者，假裝要進行一項關於懲罰是否對增強記憶力有幫助的實驗。兩組人分別扮演教師和學生，學生被綁在椅子上，手臂上用電線連著按鈕。如果學生回答錯誤了，教師就給對方實行電擊。

電擊按鈕從15伏開始依次增大，共分為30個，所以最高電壓有450伏。當然，實際上是沒有電流通過的，學生是一位進行過表演培訓的托，他會根據電壓的大小做出各種痛苦的表演，但是扮演老師的志願者們並不知情。所以這個實驗中真正的被研究對象是扮演老師的人。

這個實驗進行了很多變異，整個系列包括了19個獨立小實驗，參與人員超過1000人，年齡層次從20~50歲都有，並且涵蓋了各種職業人員。

但是不管實驗細節進行怎樣變化，最終的結果基本上是：有將近2/3以上的人選擇了服從，對別人進行了最高電擊。

這個實驗透露了一個細思極恐的現象：一些不帶有任何攻擊性或特別敵意的普通人，在某種情境力量的影響下，面對權威的壓力，可能會完全失去自己的判斷，變得盲從、麻木而無知，他可能觸犯平時的道德底線，違背心愿與良知，做出一系列不被認可的行為。

實驗組在不披露結果的情況下，曾經任意採訪了一些人，問他們是否會對對方進行電擊，絕大多數人都回答說自己絕不會做出這種不人道的行為。

其實在知道實驗結果之前，我們肯定認為自己也不會。人們都認為自己有足夠的自制力與是非善惡分辨能力，具有一定的正義感、道德感、良知底線，肯定不會盲從別人而失去自我。

但是在我們知道了真相後，就不敢再報有樂觀的看法了，因為事實是令人震驚而遺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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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為什麼相當多數的人出現極端服從現象，他們受了什麼魔力的驅使，變得麻木而無知呢。《對權威的服從》這本書中認為有以下原因。

首先，是情境力量的影響。受害者被鎖定在這個情境中。實驗是以心理學研究之名，看起來權威且專業，讓人們產生了盲目崇拜。從而心理上產生了畏懼感，不敢去質疑對方。

就像我們會在某個專題座談會上，表現的像個小學生一樣認真聽講，對講師的話深信不疑。

其次，是權威的力量。權威強大的力量影響人們將重點放在實驗組人員身上。假設董事長、主管、員工這幾類人在一起，大家會很容易傾聽地位最高的董事長講話。因為人們在心理層面，會很容易和權威靠近。

再次，是反人類變體特徵。這個不好理解，簡單說明，當受試者們想要放棄時，權威人士會說，「實驗要求你繼續」。於是命令就變成超越了人這樣的個體之上的指令。受試者們無法去思考這樣的問題：是誰的實驗，為什麼要設計這個實驗，對學生造成了傷害怎麼辦？

就像在二戰中，發生了很多慘絕人寰的屠殺，民眾被徵召入伍，被這樣教導：德意志是最優等的民族，其他都是劣等的，所以我們現在進行的事業對保持人類基因的優等性有著崇高的意義。在這裡，洗腦者把罪惡進行美化，上升到一個看起來正義而偉大的層面。對下屬進行洗腦，實施他的獨裁暴政。

最後，與接受的教育有關。想想自己的成長過程，上課要認真聽講，如果學生質疑老師的講課內容，會被認為是鑽牛角尖，調皮搗蛋，不是個聽話的好學生。並且一直延續到成年。上班了聽從老闆的吩咐，業務上出差錯，如果老闆暗示要你背鍋，你背不背？若想繼續混下去，只有幫老闆頂包。

因為生活經驗讓我們知道，叛逆會受到懲罰，遇事要權衡得失、趨利避害來保全自己。人不是孤立存在的，他要改變自己融合於這個社會群體。

基於以上的原因，人們選擇了服從。雖然很多事情，從道義或責任感來說，不服從才是正確的選擇。但可惜的是，太多人無法衝出思維定勢，這聽起來真令人失望和悲哀。

在《對權威的服從》這本書中，作者分析的非常詳細周密，因為這是一本心理學研究書籍，遣詞造句都很克制嚴謹，既不武斷也不輕浮。除此之外，書中還記錄了實驗場景，志願者各自不同的真實表現，他們的表現，從另一側面，也反映了人性中不為人知的另一面，黑暗、光明、偽善、正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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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對於受試者來說，不管是服從還是反抗，在米爾格拉姆實驗過程中，大部分人的心情並不舒坦。一方面，面對著學生的痛苦，受試者想要放棄實驗，另一方面，代表權威的組織者要求他繼續，他要兼顧此命令。在這時候，聽從良知的指引還是權威的命令就成了受試者非常兩難的訣擇。

雖然某些時候，一個人做出的行為，並不源於他自己的本能動機，而是源自於在社會關係中，存在於更高等級的人的意願，是這個等級的人或機構，促使別人做出了服從的行為，但不可否認的是，這種服從很可能造成不可估量的後果，

不過，在這個實驗中，也有少數人打破了權威的力量，擁有冷靜的思考力和決斷力，體現了寶貴的人道主義價值觀，他們堅持與權威對抗，拒絕對別人進行大電擊。雖然反抗者並不多，但至少讓人們相信這個社會上還有正義存在。

不管是選擇服從還是反抗，受試者們都經過一個情緒激烈的對抗期。對此，作者米爾格拉姆也進行了分析。

那對於讀者來說，看完了《對權威的服從》這本書，知道了人的性格中隱藏著各種劣根性，那如何去壓制不好的一面，發揮人性中光明的力量，在生活中出現不合理的權威時，能夠堅持自己的道德底線呢？

我們要學會思考與質疑，學會分辨正確的權威與惡劣的權威，保持清醒的思考，正直與堅韌的人格。只有這樣，在面對不合理時，才能克服強大的情境力量對自己的影響，進行反抗，從而避免極端盲從，做出有違常理的事情出來。

轉自：https://baike.baidu.com/tashuo/browse/content?id=52088533170dbaec3ac55b95

米爾格拉姆服從實驗（Milgram』s obedience experiment，又稱米爾格倫實驗，Milgram experiment或權力服從研究，Obedience to Authority Study）是米爾格拉姆（見米爾格蘭姆）於1963年所做的研究人服從權威的經典實驗。結果表明正常人對權威的服從程度和普遍性遠遠超出人們的想像。

實驗目的

為了測試受測者，在遭遇權威者下達違背良心的命令時，人性所能發揮的拒絕力量到底有多少。

發展歷程

實驗的概念最先開始於1963年由耶魯大學心理學家史坦利·米爾格倫（Stanley Milgram）在《變態心理學雜誌》（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里所發表的《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一文，稍後也在他於1974年出版的《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 Experimental View》里所討論。

實驗開始於納粹分子阿道夫·艾希曼被抓回耶路撒冷審判（1961），被判死刑（1962）後的一年（1963）。米爾格倫設計了這個實驗，便是為了測試「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萬名參與了猶太人大屠殺的納粹追隨者，有沒有可能只是單純地服從了上級的命令呢？我們能稱呼他們為大屠殺的兇手嗎？」（Milgram, 1974）

米爾格倫在他的文章「服從的危險」（Milgram, 1974）里寫道：

「在法律和哲學上有關服從的觀點是意義非常重大的，但他們很少談及人們在遇到實際情況時會採取怎樣的行動。我在耶魯大學設計了這個實驗，便是為了測試一個普通的市民，只因一位輔助實驗的科學家所下達的命令，而會願意在另一個人身上加諸多少的痛苦。當主導實驗的權威者命令參與者傷害另一個人，更加上參與者所聽到的痛苦尖叫聲，即使參與者受到如此強烈的道德不安，多數情況下權威者仍然得以繼續命令他。實驗顯示了成年人對於權力者有多麼大的服從意願，去做出幾乎任何尺度的行為，而我們必須儘快對這種現象進行研究和解釋。」

實驗對象

1963年，實驗小組在報紙上刊登廣告、和寄出許多郵遞廣告信，招募參與者前來耶魯大學協助實驗。實驗地點選在大學的老舊校區中的一間地下室，地下室有兩個以牆壁隔開的房間。廣告上說明實驗將進行約一小時，報酬是$4.50美元（大約為2006年的$20美元）。參與者年齡從20歲至50歲不等，包含各種教育背景，從小學畢業至博士學位都有。

實驗方法

參與者被告知這是一項關於「體罰對於學習行為的效用」的實驗，並被告知自身將扮演「老師」的角色，以教導隔壁房間的另一位參與者——「學生」，然而學生事實上是由實驗人員所假冒的。

參與者將被告知，他被隨機挑選為擔任「老師」，並獲得了一張「答案卷」。實驗小組並向他說明隔壁被挑選為「學生」的參與者也拿到了一張「題目卷」。但事實上兩張紙都是「答案卷」，而所有真正的參與者都是「老師」。「老師」和「學生」分處不同房間，他們不能看到對方，但能隔著牆壁以聲音互相溝通。有一位參與者甚至被事先告知隔壁參與者患有心臟疾病。

「老師」被給予一具據稱從45伏特起跳的電擊控制器，控制器連結至一具發電機，並被告知這具控制器能使隔壁的「學生」受到電擊。「老師」所取得的答案卷上列出了一些搭配好的單字，而「老師」的任務便是教導隔壁的「學生」。老師會逐一朗讀這些單字配對給學生聽，朗讀完畢後老師會開始考試，每個單字配對會念出四個單字選項讓學生作答，學生會按下按鈕以指出正確答案。如果學生答對了，老師會繼續測驗其他單字。如果學生答錯了，老師會對學生施以電擊，每逢作答錯誤，電擊的伏特數也會隨之提升。

參與者相信，學生每次作答錯誤會真的遭到電擊，但事實上並沒有電擊產生。在隔壁房間里，由實驗人員所假冒的學生打開錄音機，錄音機會搭配著發電機的動作而播放預先錄製的尖叫聲，隨著電擊伏特數提升也會有更為驚人的尖叫聲。當伏特數提升到一定程度後，假冒的學生會開始敲打牆壁，而在敲打牆壁數次後則會開始抱怨他患有心臟疾病。接下來當伏特數繼續提升一定程度後，學生將會突然保持沉默，停止作答、並停止尖叫和其他反應。

實驗現象

到這時許多參與者都表現出希望暫停實驗以檢查學生的狀況。許多參與者在到達135伏特時暫停，並質疑這次實驗的目的。一些人在獲得了他們無須承擔任何責任的保證後繼續測驗。一些人則在聽到學生尖叫聲時有點緊張地笑了出來。

若是參與者表示想要停止實驗時，實驗人員會依以下順序這樣子回復他：

1.請繼續。

2.這個實驗需要你繼續進行，請繼續。

3.你繼續進行是必要的。

4.你沒有選擇，你必須繼續。

如果經過四次回復的慫恿後，參與者仍然希望停止，那實驗便會停止。否則，實驗將繼續進行，直到參與者施加的懲罰電流提升至最大的450伏特並持續三次後，實驗才會停止。

實驗結果

米爾格倫為整個實驗過程和其結果錄製了紀錄片，紀錄片名便是《服從》，紀錄片的正版拷貝已經很難找到了。他接著與Harry From製作了5部受到這次實驗影響的社會心理學影片。這些影片都可以在賓夕法尼亞州立媒體中心找到。

在進行實驗之前，米爾格倫曾對他的心理學家同事們做了預測實驗結果的測驗，他們全都認為只有少數幾個人——10%甚至是只有1%，會狠下心來繼續懲罰直到最大伏特數。

結果在米爾格倫的第一次實驗中，百分之65（40人中的26人）的參與者都達到了最大的450伏特懲罰，儘管他們都表現出不太舒服；每個人都在伏特數到達某種程度時暫停並質疑這項實驗，一些人甚至說他們想退回實驗的報酬。沒有參與者在到達300伏特之前堅持停止。後來米爾格倫自己以及許多全世界的心理學家也做了類似或有所差異的實驗，但都得到了類似的結果。為了證實這項實驗，也有許多更改了架構的實驗產生。

馬里蘭巴爾的摩郡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 Baltimore County）的Thomas Blass博士（也是米爾格倫的傳記——《電醒全世界的人》的作者）在重複進行了多次實驗後得出了整合分析（Meta-analysis）的結果，他發現無論實驗的時間和地點，每次實驗都有一定比率的參與者願意施加致命的伏特數，約在61%至66%之間。

對於實驗結束時的情況所知不多，依據米爾格拉的回想，當時那些沒有達到最高伏特數的參與者卻也都沒有堅持這項實驗本身應該結束，也沒有至隔壁房間探視「學生」，離開時也都沒有詢問實驗人員的同意。

實驗評價

實驗本身受到了關於在科學實驗上的倫理質疑，因為這項實驗對參與者施加了極度強烈的情感壓力（雖然這種壓力可以說是由他們本身自由操作所造成的），儘管這項實驗帶來了對人類心理學研究的寶貴發現，許多的科學家會將這類實驗視為是違反實驗倫理的。

米爾格倫則辯護道，之後的調查發現當時的參與者中有84%稱他們感覺「高興」或「非常高興」參與了這項實驗，15%參與者選擇中立態度（有92%的參與者做了事後的調查），之中許多人事後還向米爾格倫表達謝意。而且米爾格倫還不斷接到這些前參與者想要再次協助他進行實驗，甚至想加入他的研究團隊。

六年後（也就是越戰規模最大的時期），其中一個前參與者與米爾格倫聯繫，表示為何他們會感覺「高興」參與了這項實驗：

「1964年當我在進行實驗時，雖然我相信我是在傷害某個人，但我完全不曉得我為什麼要這樣做。當人們根據他們自己所信仰的事物並順從地服從權力者行動時，很少人會意識到這點……請允許我這樣認為，我被權力機關徵召入伍，而這將會讓我做出一些連我自己都會害怕的壞事……如果我拒絕服兵役的良心申請（Conscientious Objector）不被權力機關所批准，我已經準備因此而去坐牢，這對我的良心而言是唯一的選擇。我唯一的希望，是我那些同樣被徵召的夥伴們也能如此發揮他們的良心……」

不過，實驗的經驗並不是對每個參與者都有終身的改變。許多參與者都沒有依據現代的實驗標準被告知細節，離去時的面談也顯示許多參與者看起來仍沒有理解到這項實驗的真實情況。

實驗意義

實驗所引起最主要的評論不在於實驗方法的倫理爭議，而在於實驗所代表的意義。一位在1961年的耶魯大學參與者在Jewish Currents雜誌上寫道，當他在擔任「老師」的中途想要停止時，便是懷疑到「整個實驗可能只是設計好，為了測試尋常美國民眾會不會遵從命令違背道德良心——如同德國人在納粹時期一樣」而這便是實驗的初衷之一。米爾格倫在他《服從的危險》一書中便稱：「我們所面臨的問題便是，我們在實驗室里所製造的使人服從權力的環境，與我們所痛責的納粹時代之間有怎麼樣的關聯。」

關於米爾格拉姆的研究如何與納粹軍官阿道夫·艾希曼的審判相吻合，以及該實驗如何強化了漢娜·阿倫特所說的「平庸之惡」：「艾希曼的審判是一場電視審判，它確實向新的美國公眾重新介紹了大屠殺的整個概念。米爾格拉姆非常相信漢娜·阿倫特將艾希曼視為官僚機器中的一個齒輪的觀點，對美國人和對德國人民一樣適用。」

後人觀點

「人們總是說，『我會拒絕的！這完全違反規則！』但是他們中90%的人願意折磨他人……令我驚訝的是，50年後，我們無法塑造我們的教育體系，向人們解釋有時說『不』是多麼重要。」 

——社會心理學家Tomasz Grzyb

轉自：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1%B3%E5%B0%94%E6%A0%BC%E6%8B%89%E5%A7%86%E6%9C%8D%E4%BB%8E%E5%AE%9E%E9%AA%8C/56038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