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先进（任官；出仕）于礼乐，野人（居处村野的平民）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孔子说：“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的人，是出身村野的平民；先有了官位而后学习礼乐的人，是贵族子弟。如果要选用人才，我主张用先学习礼乐的人。”（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看重实际学问和德行，反对纯靠门第世袭，体现了他重才能、轻出身的进步用人观。这与前章“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一脉相承，都强调扎实的学养根基。）
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
孔子说：“跟随我在陈国、蔡国之间遭受困厄的弟子们，现在都不在我门下了。”（这是孔子晚年回首往事时的慨叹，既怀念共患难的旧日情谊，也暗含对弟子凋零、时过境迁的苍凉心境。）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孔子的弟子们各有所长）德行突出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外交辞令）出色的有：宰我、子贡。政事（政务管理）擅长的是：冉有、季路（子路）。文学（文献典籍）精通的是：子游、子夏。（这是孔子“因材施教”的成果总览，也是最早的“分科教学”记录。孔子门下人才济济，各科都有代表性弟子，体现了儒家教育的全面性和实用性。）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
孔子说：“颜回不是对我有帮助的人啊，他对我说的话没有不心悦诚服的。”（孔子并非真嫌颜回不好，而是惋惜他太过服膺，从不提出不同见解或反问。孔子曾赞颜回“不违如愚”〔看似愚笨，实则大智〕，这里则是抱怨缺少思想碰撞。教学相长需要学生有疑、有辩，而颜回“闻一知十”却从不反驳，反让孔子觉得少了启发自己的契机。）
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隔阂；嫌隙）于其父母昆弟（兄弟）之言。”
孔子说：“闵子骞真是孝！他从不在其父母兄弟面前说生嫌隙的话！”
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反复诵读《诗经·大雅·抑》中关于“白圭”的诗句，孔子便把自己兄长的女儿嫁给了他。（孔子嫁侄女，不是看中门第财富，而是因南容能身体力行“慎言”之道。他反复吟诵此诗，说明将此训铭刻于心，必是言行谨慎、靠谱之人。这也呼应前章孔子对“德行”的重视，南容虽不在“十哲”之列，但凭此品格获得孔子极高信任。）
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
季康子问：“您的学生中谁最好学？”孔子回答说：“有个叫颜回的很好学，不幸短命死了，现在就没有（这样的人）了。”（孔子对“好学”的定义极高，并非仅指勤读，而是兼备德行、悟性与践行能力。颜回死后，孔子再无第二人配此评价，连曾参、子贡也未获此誉。这既是对颜回的至高肯定，也暗含对学问传承断绝的深切悲痛。）
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
颜渊去世，（他父亲）颜路请求孔子卖掉马车（给颜回）买一副外棺。孔子说：“不管有才还是无才，说来也都是各自的儿子。我的儿子孔鲤去世时，也只有内棺没有外棺。我不能卖掉车子步行，来为他置办外棺。因为我曾位列大夫之后，按礼制是不可以徒步出行的。”（孔子并非吝啬，而是坚持两点：1、礼制不可废，大夫不可徒行；2、丧葬当以俭，不厚葬自己的儿子，也不该厚葬颜渊。这体现了他“克己复礼”的一贯原则。）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
颜渊死了，孔子说：“唉！老天要我的命啊！老天要我的命啊！”
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颜渊死了，孔子哭得极其悲痛。跟随的人说：“您太悲痛了！”孔子说：“太悲痛了吗？不为这样的人悲痛，还为谁悲痛呢？”
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颜渊死了，弟子们想要厚葬他。孔子说：“不可以。”但弟子们还是厚葬了他。孔子说：“颜回啊，你把我当父亲一样看待，我却不能像对待儿子一样对待你。这不是我的意思啊，是那几位学生做的呀！”（四章层层递进：从痛失传人→情感崩溃→承认越礼→礼法自责。颜回之死，不仅是孔子个人情感的最大创伤，也是其一生坚持的“礼”在现实面前遭遇的最无奈悖论。这组文字堪称《论语》中最具人性深度的篇章。）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子路问（如何）侍奉鬼神。孔子说：“没能侍奉人，哪能侍奉鬼呢？”子路又问：“冒昧地请问死是怎么一回事？”孔子说：“生都还没弄明白（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来这里做什么？），哪能懂得死呢？”
闵子侍侧，訚訚（yín，意思是说话和悦而又能辩明是非之貌）如也；子路，行行（性格刚强固执的样子）如也；冉有、子贡，侃侃（从容不迫的样子）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闵子骞侍立在孔子身旁，显出恭敬而和悦的样子；子路显出刚强而勇武的样子；冉有、子贡显出从容而畅达的样子。孔子很高兴，但又说：“像仲由（子路）这样，恐怕得不到善终啊。”（这段既展现孔子因材施教、欣赏弟子个性，又暗含他的中庸之道——各人气质虽不同，但过刚易折，子路的刚猛过头了，反而不是保全之道。孔子的“乐”中有忧，体现了他对弟子深切的关怀与预见性。）
鲁人为长府（储藏财物和兵器的仓库）。闵子骞曰：“仍旧贯（原来的样子），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鲁人改建长府。闵子骞说：“保持原样，怎么样？何必改建呢？！”孔子说：“这人不说话，一说话就切中要害。”
（德和力是相互依存关系，大德必附于大力之上，而没有大德的力就不可能真正有力。）
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孔子说：“仲由的鼓瑟（水平），哪是在孔丘的门下！”弟子们因此不敬重子路。孔子说：“仲由的鼓瑟（水平），可以说已经登堂了，但还没有入室。”（孔子一句话给子路带来麻烦，这是孔子的教训，我们应当从中获得教益。）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子贡问：“子张（颛孙师）和子夏（卜商）谁更贤能？”孔子说：“子张常做得过头，子夏常有所不及（做得不够）。”子贡说：“那子张更强一些吗？”孔子说：“过头和不及是一样的。”（此章是孔子中庸之道的经典表述。1、不是“取两端中间”，而是动态的“恰好”：无过无不及才是最优解。2、子张和子夏恰好代表两种常见偏失：激进者易冒进，保守者易退缩。3、子贡的追问暴露常人思维：总以为“多”优于“少”，但孔子指出质变不在量，而在是否合度。）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季氏的财富超过了周公，但冉求还为他搜刮聚敛，增加他的财富。孔子说：“（冉求）不是我的门徒了，小子们可以敲起鼓来声讨他！”（这是孔子政治底线被触碰的爆发：1、冉求的两难：作为家臣，为雇主谋利本属职责；但季氏已富可敌国，还要盘剥百姓，冉求助其为虐，违背了孔子“政在节财”、“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根本原则。2、孔子的决绝：此前冉求是“政事科”高徒，孔子对其寄予厚望。此刻却“非吾徒”并号召攻之，说明师生情谊须让位于道义。这比前几章颜回之死的“情胜于礼”更进一层，展现了孔子对“义”的绝对坚持。3、政治象征：这不仅是个人批评，更是对鲁国权臣滥权的间接控诉，体现了儒家“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仕宦原则。）
柴也愚（愚，戇也），参也鲁（迟钝，愚钝），师也辟（乖僻、偏邪。通“僻”），由也喭（粗鲁、率直）。
高柴（子羔）愚直，曾参（子舆）迟钝，颛孙师（子张）偏激，仲由（子路）鲁莽。（这是孔子对四位弟子性格短板的精准“诊断”。1、不是批评，而是“因材施教”的前提：只有清楚每个人的偏失，才能针对性引导〔如对曾参多鼓励，对子张劝中庸，对子路教克制〕。2、承认天资差异：儒家不否认先天禀赋不同，但强调后天修养可以弥补〔曾参“鲁”却终成大儒，正是例证〕。3、与“过犹不及”一脉相承：此四人各有过或不及之处，孔子一一指出，正是为了让弟子们走向中道。）
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孔子说：“颜回的学问道德接近完美了，却常常穷困。端木赐（子贡）不安于本分而去做买卖，预测行情却常常猜中。”（这是孔子对 “德”与“才” 的深刻观察，隐含着无奈的现实：1、颜回有德无财：德近完美，却贫困一生，早逝〔如前几章所述〕。暗示道德高尚未必能改变物质命运。2、子贡有才无德：子贡善经商、有外交才能，虽在“言语科”而非“德行科”，但并非无德〔他敬师重道〕，只是志向不在安贫。3、孔子的态度：并非褒颜回而贬子贡，而是客观陈述两种人生路径。颜回安贫乐道是最高理想，但现实难行；子贡务实变通是另一种生存智慧。孔子不否定货殖，只强调“义利之辨”〔见前章对冉求聚敛的批评，关键在于是否合义，而非经商本身〕。）
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
子张问成为善人的方法。孔子说：“不踩着前人的脚印走，学问道德也难以进入高深的境界（登堂入室）。”（这是孔子对 “学”与“创”关系的经典论述。1、“践迹”是基础：强调学习必须从效法先贤、遵循经典入手，不可凭空自创。这与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一脉相承。2、“入室”是目标：效法不是终点，而是途径，最终要内化为自己的境界〔如同颜回“闻一知十”〕。3、针对子张的警示：子张性格“辟”〔偏激〕，常好走极端〔前章“师也辟”〕，孔子此语正提醒他：创新不能脱离传统的根基，否则流于空疏。）
子曰：“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
孔子说：“言论笃实诚恳就赞许他，但（要分辨）他是真正的君子，还是仅外表装得庄重的人呢？”（此章直指儒家核心命题——如何识人，孔子提醒：1、言语≠本质：言论笃实可能是真修养，也可能是伪装〔“巧言令色”的反面亦需警惕〕。2、必须“听其言而观其行”：孔子曾言“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与此章一脉相承。3、“色庄”的陷阱：外表恭敬庄重者，未必有内在德性，如“乡愿”之流，孔子最厌恶这种伪善。）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畏缩），故进（促进，增强）之；由也兼人（一人任二人的事，胜过他人），故退之。”
子路问：“听到了就去做吗？”孔子说：“父兄还在，怎么能听到了就去做呢？”冉有问：“听到了就去做吗？”孔子问：“听到了就去做。”公西华说：“仲由问听到了就去做吗？您说有父兄在（不能听到了就去做）；冉求问听到了就去做吗？您说听到了就去做。我有些困惑，这是为什么？”孔子说：“冉求畏缩，所以鼓励他；仲由胜过他人，所以畏缩他。”
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孔子在匡地被围困，颜渊最后才逃出来。孔子说：“我以为你死了！”颜渊说：“您还活着，我怎么敢死呢！”（核心情感与思想：1、生死之际的真情流露：这是《论语》中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孔子惊惧后的脱口责备，颜渊情急中的机智应答，展现了师徒间超越常规的深厚信任。2、“何敢死”的哲学意味：颜渊将“死”置于“师在”的前提下，暗示个人生死须服从道义责任——老师活着，道的传承就在，学生无权轻生。这与前几章颜回“于吾言无所不说”、孔子哭之恸一脉相承，互为注脚。3、反讽的悲剧张力：此章写师生患难与共的温情，但前文已知颜渊早逝。孔子说“天丧予”时，颜回这句“子在，回何敢死”便成了命运最残酷的对照：他并非“敢死”，而是“不得不死”，读来更增悲凉。）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
季子然问：“仲由和冉求可以算作大臣吗？”孔子说：“我以为您问别人呢，原来是问由和求啊。所谓大臣，是用正道事奉君主，行不通就辞职。如今由和求，只能算是具备才能的臣子。”季子然说：“那他们会一切顺从上级吗？”孔子说：“杀父弑君的事，他们是不会顺从的。”（核心深意：1、区分“大臣”与“具臣”：孔子明确两种为臣之道。大臣：道义高于职位，不行即退〔如史鱼、蘧伯玉〕；具臣：才能做事，但缺乏坚持道义的独立性。2、对冉求的再次批评：冉求为季氏聚敛（前文“鸣鼓而攻”），正是“具臣”典型——有才能却无原则。孔子话中带刺，既贬低二人地位，又敲打季氏：别以为他们是你私臣就会无底线服从。3、底线政治伦理：孔子虽批评冉求，但仍维护其最后底线，大是大非面前绝不苟同。这既是为弟子辩护〔不至被季氏误认为走狗〕，也是向季氏宣示儒家“从道不从君”的立场。）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古代官吏的通称）。子曰：“贼（祸害）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巧言善辩、谄媚）者。”
子路让子羔去做费地的长官。孔子说：“这是害了人家的孩子。”子路说：“那里有百姓，有社稷（可以治理），为什么一定要读书才算求学呢？”孔子说：“所以我讨厌那些巧言善辩的人。”（我听说先学习锻炼然后才能担任重要职务，没有听说拿重要职务去让人学习锻炼的。如果这样做了，一定身受其害。所以这段话的核心道理是：为政必须“学而优则仕”，先学习修身，再去治理百姓，否则就是害人害己。）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陪孔子坐着。孔子说：“因为我比你们年长一些，不要因此就拘束。你们平时总说‘没人了解我’，如果有人了解并任用你们，你们打算怎么做？”子路不假思索地回答：“一个拥有千乘兵车的中等国家，夹在大国之间，外有军事威胁，内有饥荒，如果让我治理，三年之内，可使百姓勇敢善战，并且懂得道义。”孔子听了微微一笑。孔子问：“冉求，你怎么样？”冉求答道：“方圆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小地方，如果让我治理，三年之内，可使百姓富足。至于礼乐教化，就等君子来做了。”孔子问：“公西赤，你怎么样？”公西赤说：“不敢说我能做到，但我愿意学习。宗庙祭祀或诸侯会盟的场合，我愿意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做一个小小的司仪。”孔子问：“曾点，你怎么样？”曾皙弹瑟的声音渐渐稀落，铿的一声放下瑟，起身回答：“我的志向不同于他们三位。”孔子说：“那有什么妨碍呢？不过各自说说自己的志向罢了。”曾皙说：“暮春三月，穿上春天的衣服，约上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少年，在沂水边沐浴，在舞雩台上吹吹风，一路唱着歌回来。”孔子长叹一声说：“我赞同曾点的志向啊！”三位弟子出去后，曾皙留在后面问：“他们三位说得怎么样？”孔子说：“也不过各自说说自己的志向罢了。”曾皙问：“您为什么笑子路呢？”孔子说：“治理国家要靠礼让，他说话不谦虚，所以笑他。”曾皙问：“难道冉求说的就不是治理国家吗？”孔子说：“怎么见得方圆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地方就不是国家呢？”曾皙问：“难道公西赤说的就不是治理国家吗？”孔子说：“宗庙祭祀和诸侯会盟，不是诸侯的事是什么？如果公西赤只能做小司仪，那谁还能做大司仪呢？”（孔子为何赞同曾皙？子路、冉求、公西华谈的是治国功业，属“事功”层面；曾皙描绘的是一幅太平盛世的生活图景——沐浴、吹风、歌咏，体现的是礼乐教化成功后百姓的安乐祥和。孔子真正向往的，不是争霸或富国强兵，而是礼乐大同之后，人人各得其所、从容自在的理想社会。曾皙的志向不是“不做官”，而是“做了官之后要达成的终极目标”。此章是《论语·先进篇》的压轴章，也是整部《论语》中最具文学性与哲思深度的篇章之一。它通过一次轻松的师生闲谈，集中展现了孔子对不同人生道路的理解：事功（子路等）是手段，道境（曾皙）是归宿。这正是儒家“内圣外王”的生动注脚：外在治世，最终是为了内在与天下的共同安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