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敬,肃也),丧思哀,其可已矣。”
子张说:“士见到危难能献出生命,见到利益能考虑道义,祭祀时想着肃敬(恭敬庄重),居丧时想着哀伤,那也就可以了。”
子张曰:“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子张说:“持守道德却不能发扬光大,信奉道义却不能坚定笃实,这样的人,怎么能算他有德呢?又怎么能算他没有德呢?”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 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 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夏的门人向子张请教交友之道。子张说:“子夏怎么说?”门人答道:“子夏说:‘可以相交的就和他结交,不可相交的就拒绝他。’”子张说:“这和我所听到的不同:君子尊敬贤人,同时也包容普通人;嘉勉良善的人,同时也怜悯那些能力不足的人。我若是个大贤人,对于别人还有什么不能包容的呢?我若是个不贤的人,别人将会拒绝我,我又哪有机会去拒绝别人呢?”(这段对话展现了孔门后学对同一问题的不同侧重。子夏主张谨慎选择,有所不交,近于狷者之风;子张则主张宽大包容,重在提升自我以接纳他人,近于狂者胸次。二者看似分歧,实则是针对不同性格、不同阶段的修养方法:子夏重在防非,子张重在成物。孔子本人“有教无类”,正是既知择善,又能容众。两者相参,方为交友的中道。)
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子夏说:“即使是小小的技艺,也一定有值得一看的地方,但恐怕会妨碍达到远大的目标,所以君子不从事这些。”(与现代的关联:这就好比今天说“玩物丧志”或“术业有专攻,但领袖需抓大放小”。子夏强调的是时间与精力的战略性分配,而非否定技艺本身的价值。)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
子夏说:“每天能知道自己所未知的,每月能不忘自己已经学会的,这就可以说是好学了!”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夏说:“广泛地学习并坚守自己的志向,恳切地发问并思考眼前切近的问题,仁德就在这其中了!”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
子夏说:“各行各业的工匠在作坊里劳作才能完成他们的工作,君子通过学习来获得(或达到)那至高无上的道!”(核心意思:“道”不是天降的灵感,而是像手艺一样,需要在一个固定的场域学习中长期积累才能获得。君子求学,就如同工匠做工,既是本分,也是唯一正途。这与现代“专业精神”“工匠精神”的理念不谋而合,任何卓越都离不开专注的场域和持续的投入。)
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
子夏说:“小人犯了过错,一定会加以掩饰。”(这句古语在今天依然常用,提醒我们:认错不是软弱,掩饰才是真正的懦弱。)
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庄重严肃的样子);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子夏说:“君子给人的感觉有三种变化:远远望去,庄严可畏;靠近之后,温和可亲;听他说话,却又严厉不苟。”
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害;虐害;损害)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
子夏说:“君子必须先取得信任,然后才去役使民众;如果尚未取得信任就去役使他们,民众就会觉得这是在虐害自己。同样,臣下也必须先取得君上的信任,然后才去进谏;如果尚未取得信任就去劝谏,君上就会觉得这是在毁谤自己。”
子夏曰:“大德不逾闲(伦理道德的规范、界限),小德出入可也。”
子夏说:“在大节上不能逾越界限,在小节上稍有出入是可以的。”(这段话提出了一个极重要的分寸感:守住大节,不必在小事上苛求完美。儒家讲操守,但反对变得刻板僵化。若大小巨细一律死守,虽看似一丝不苟,实则容易失掉人情之常,也可能分散了持守大节的精力。当然,这并非鼓励不拘小节,而是强调要分清轻重主次——底线绝不可破,寻常处则应有通达的余地。后人对此也常有警诫:若连“大德”都未立稳,便借口“小德出入”来自我宽解,那就完全错会了子夏的本意。)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子游说:“子夏的学生们,做做洒水扫地、迎送客人之类的事,倒是可以的。可这些不过是细枝末节罢了,根本的学问却没有学到,这怎么行呢?”子夏听到这话,说:“唉,子游说错了!君子之道,哪些该先传授?哪些该后传授?(教学生就像)培育草木一样,是要区别对待的。君子之道怎么能这样随意歪曲呢?能够从头到尾(本末兼顾)一以贯之的,大概只有圣人吧!”
子夏曰:“仕而优(优,饶也。充足,富裕)则学,学而优则仕。”
子夏说:“做官如果有余力,就应该去学习;学习如果有余力,就可以去做官。”
子游曰:“丧致乎哀而止。”
子游说:“居丧,做到充分表达哀痛之情就可以停止了。”
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
子游说:“我的朋友子张,能做到这些事算是难能可贵了,然而他还没有达到仁的境界。”(子游这句话是有保留的肯定——肯定子张的才华和努力,但指出“仁”不仅仅是外在的能力或表现,更需要内心的修养、宽容与厚道。孔子曾评价子张“师也辟”〔子张性格偏激〕,子游的评论可能也是在暗示:子张虽然能力超群,但还缺少一些仁者应有的温厚与圆融。)
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
曾子说:“子张相貌堂堂、仪表出众啊,但很难与他一起共同追求仁德了。”(曾子这句话表面夸赞子张的外在气象,实则含蓄地提出批评:子张虽然外表出众、才气过人,但过于张扬外露,缺少仁者应有的谦逊包容;追求仁德需要踏实的内心修养和相互砥砺,而子张那种“高不可攀”的姿态,反而让人难以亲近合作。)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
曾子说:“我从老师(孔子)那里听说过,平常人没有能够充分表露自己真性情的,(如果有)一定是在父母去世的时候吧!”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
曾子说:“我从老师(孔子)那里听说过:孟庄子的孝行,别的方面别人也能做到;但他不更换父亲留下的旧臣和父亲生前的施政方针,这一点是难以做到的。”(曾子所引孔子的观点,并非单纯称赞“守旧”,而是强调:1、尊重与继承:不因人亡而政息,是对父亲政治智慧的认可与延续;2、克己与定力:新君往往喜欢用自己人、立新政来树立权威,但孟庄子能克制这种冲动,需要极大的胸襟;3、前提条件:孔子的前提是父亲的政策本身合理、旧臣贤能;若父亲有误,则另当别论〔即“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中的“道”字限定〕。)
孟氏使阳肤为士师(古代掌管刑狱的官职),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孟氏任命阳肤做典狱官,阳肤去向曾子请教。曾子说:“在上位的人失去了为政之道,民心离散已经很久了。你如果审案审出了实情,应当哀伤怜悯,而不要沾沾自喜。”(曾子这番话极有分量。他不教阳肤断案技巧,而是矫正做法官的根本心态。面对犯罪,若只以破案为能、以明察自喜,就看不到背后更深层的悲剧:是执政者失道在先,才导致民心离散、铤而走险。因此法官的职责不仅是依法惩处,更要常怀哀悯之心。能够既查明实情又心生悲悯,才不失司法背后的人道关怀。)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子贡说:“商纣王的恶,并不像后世传说的那么严重。所以君子厌恶处于下流(有恶名)的境地,一旦身居下流,天下的种种恶名就都会归到他身上去。”(子贡说出了一个深刻的教训:历史常常在“箭垛式”的人物身上堆积并非完全属于他的恶名。这并非替纣王翻案,而是提醒君子要爱惜羽毛、严防失足。一旦背上恶名,居于“下流”,便如地形卑下之处,众污毕集,百口莫辩,甚至凭空增添许多不实之罪。这段话所警戒的,不是普通的过错,而是不要让自己滑落到被天下人当作“众恶所归”的处境。)
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子贡说:“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一样:犯错之时,人人都看得见;改正之后,人人都仰望他!”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卫国的公孙朝问子贡说:“仲尼的学问是从哪里学来的?”子贡说:“周文王、周武王之道,并没有散落在地上(即并未失传),还存在于人间。贤能的人能认识它的大处,不贤能的人只能认识它的小处,但无处不有文王、武王之道。我们老师何处不能学呢?又何必有固定的老师呢?”
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叔孙武叔在朝堂上对大夫们说:“子贡比仲尼(孔子)更贤能。”子服景伯把这话告诉了子贡。子贡说:“拿围墙来作比喻吧,我家的围墙只有肩膀那么高,人们一眼就能看见里面房舍的美好;我老师家的围墙却高达数仞(一仞约七八尺),如果找不到大门进去,就根本看不见里面宗庙的雄伟壮丽、百官的丰富多彩。能找到大门进去的人恐怕很少吧。叔孙武叔先生那样说,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因为他根本没进过老师的大门)!”(核心意思:子贡并非谦虚,而是实事求是地划清了自己与孔子的天壤之别。他用“墙”的比喻,一针见血地指出:别人说我比老师强,不是因为我真的强,而是因为老师的境界太高,普通人根本看不到全貌,才会拿我这个“矮墙”去比“高墙”。)
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叔孙武叔诋毁仲尼(孔子)。子贡说:“不要这样做!仲尼是诋毁不了的。别人的贤德,好比丘陵,还可以超越过去;仲尼的贤德,好比太阳和月亮,是根本无法超越的。即使有人想要自绝于日月,对日月又有什么损害呢?只是显露出他自己不自量力罢了!”(核心逻辑:1、诋毁无效:日月不会因为有人嫌它刺眼就失去光辉,孔子不会因为有人诋毁就减损其伟大;2、自取其辱:那些试图诋毁的人,伤不到孔子分毫,反而暴露了自己的浅薄无知〔“不自量力”〕。)
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陈子禽对子贡说:“您是对仲尼(孔子)表示恭敬吧,他难道真的比您更贤能吗?”子贡说:“君子一句话可以表现出他的智慧,一句话也可以表现出他的无知,所以说话不可不谨慎啊。我老师的不可企及,就像上天无法靠阶梯爬上去一样。假如老师能治理国家、主理朝政,那么他要百姓立足,百姓就立足;他要引导百姓,百姓就前行;他要安抚百姓,百姓就来归附;他要动员百姓,百姓就和谐协作。他活着的时候,天下人都以他为荣;他去世的时候,天下人都为他哀痛。像这样的人,我们怎么能够赶得上呢?”(总结:子贡此前用“宫墙”“日月”比喻孔子,这里再升华为“天”与“圣王政治”,一层比一层高远。这段话也成为后世称颂孔子的经典依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