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上帝發笑的不是別的，是人行動的結果恰恰背離自己動機的初衷。這就是米蘭·昆德拉意義上的「玩笑」。
歷史沉浮，無論是流血的戰爭，激進的變革，從宏觀的角度看，目的無非兩個：人民的幸福和國家的富強。從理論上講，這兩者應該是統一的，國家不富強，經常遭受侵略欺凌，國內的人民哪裡有幸福可言？話說回來，國內的人民飢不裹實，顛沛流離，這樣富強起來的國家又有什麼意義？所以說，二者似乎是統一的。
但我們縱觀歷史的長河，問題決非如此簡單。邏輯上的統一無法阻礙現實中的斷裂和分化，以至於國家的富強和人民的幸福成了歷史中的一個兩難選擇，無法同時兼顧，要麼選擇前者，要麼選擇後者。
《呂氏春秋·長見篇》曾經有這樣一個記載：周武王滅紂以後，把呂尚封在了齊，把周公旦封在了魯。有一天，呂尚和周公旦的關係不錯，二人經常在一起談論治國之道。周公旦問呂尚：「何以治國？」 呂尚回答說：「尊賢尚功。」呂尚問周公旦：「何以治國？」周公旦回答說：「親親上恩。」太公望說：如果你這樣治理國家，魯國的國力就會慢慢地削弱了。周公旦反駁說：魯國雖然削弱了，但我的子孫卻能前後相繼，齊國看似強大了，但齊國以後的君主未必姓呂了。此言果真不假，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齊國，齊國果然不是呂家的天下了；魯日以削，至於覲存，但卻是三十四世而亡。正如章太炎先生所說：「蓋尊賢上功，國威外達，主權亦必旁落，不能免篡弒之禍；親親尚恩，以相忍為國，雖無篡弒之禍，亦不能致富也。
更為糟糕的是，國家也不富強，人民也不幸福，既沒有做到「國威外達」，也沒有做到「親親尚恩」，也就是內憂外患。這種場景可以說糟糕到了極點。
歷史的發展可能正是為呂尚和周公旦的這一段對話作註解的。但更為微妙的是，不同的歷史給出了不同的選擇。戰國時代，戰亂紛呈，民不聊生，弱肉強食，一切都要靠拳頭說話，那些不富強的國家只有挨打受氣的份，相反，那些拳頭較硬，實力較強的國家卻是佔盡了上風。在這種「爭於力氣」的年代，誰還會去推行「親親尚恩」呢？我們看到，秦孝公重用商鞅進行變法，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唯一的目的不過是國家富強。
秦國強大了，強大到無人能敵。但是，秦國的百姓卻遭殃了。戰國時代，哪個國家的人民生活的最苦？是秦國。哪個國家的臣子最不好當，也是秦國。如果我們看看秦國的歷史，自從商鞅變法以後，秦國採取嚴刑酷法對百姓進行鎮壓，不是上戰場打仗，就是被身邊的人監視，大氣都不敢出，因為你一不小心就可能丟掉性命。在這樣一個絲毫沒有安全感的國度里，又會有什麼幸福感呢？《資治通鑒》中說：「初，商君相秦，用法嚴酷，嘗臨渭論囚，渭水盡赤。為相十年，人多怨之。」 商鞅執法極其殘酷，在當宰相的十年中，曾經在渭水河畔處決犯人，把渭水都染紅了。誰願意生活在這樣一個國度里呢？估計沒有人願意。秦國曾經攻打上黨，上黨的老百姓都跑到趙國去了，他們知道，一旦成為秦國的子民，就無疑下了地獄！正如魯仲連所說：「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即肆然而為帝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為之民也！」 魯仲連作為山東的文明人，對秦國的野蠻嗤之以鼻，說秦國是「尚首功之國」。秦國的士兵砍下敵人的一個腦袋，就晉爵一級。所以，秦國的士兵在打仗的時候，不僅僅把敵人殺死就完了，還要把他們的腦袋砍下來，別在褲腰帶上，繼續向前沖，殺的人多了，褲腰上的腦袋就多了，有時候多大七、八個。試想，一個渾身獻血，腰帶上別著七、八個鮮血淋淋的腦袋，還在向前衝殺，誰見了誰不會害怕？所以秦國是「尚首功之國」，秦國的軍隊是「虎狼之師」。所以，秦國是通過高壓、酷法強制性地將國家的內耗降低到最小，從而富國強兵（別忘了，富的不是民，而是國家。強的不是人，而是「兵」的角色）。也正因為此，秦國通過對國內人民的壓制換取了國家整體的利益，最後在戰國七雄中脫穎而出，吞併八荒，統一全國。
做秦國的大臣也不是多麼幸運。秦國雖然「尊賢尚功」，尊賢卻是赤裸裸的工具主義。有用的時候，低三下四，沒有用的時候卸磨殺驢。而這恰恰是「親親上恩」的反面，也是秦帝國迅速坍塌的必然。從商鞅見殺，到後面的穰侯、韓非子、范睢、呂不偉、蒙田，李斯，沒有一個有好下場的。極端的功利主義導致的就是翻臉無情。
而那些遵循「親親上恩」的山東諸國呢？「尊賢尚功」之路根本行不通，因為文化底蘊使然。所以，吳起一生顛沛流離，根本無法施展抱負。商鞅在魏國也不得志，韓非子的話在韓國也沒有人聽。總之，一個文明，注重人情味的國家怎麼能幹出「尊賢尚功」的事情呢？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難道靠的是強迫？靠的是壓制？靠的是狡詐？所以，他們沒有秦國野蠻，但治國策略又確實顯得迂腐，最終被一個個滅掉了。
讓我們再看看宋朝。宋朝的情形與秦國恰恰相反。金庸先生說要重新寫中國歷史，歷史的新寫法就是要拋開朝代更迭，更多地關注民生，看看哪個朝代讓他的子民過的更幸福。金庸先生說，宋朝的人民就過得很幸福。宋朝很少有殺戮，即使開國皇上趙匡胤也沒有像其他朝代的開國皇上一樣大殺功臣，而是通過「杯酒釋兵權」的溫柔手段加強了中國集權，保持了社會的穩定。開國之初，趙匡胤面臨的選擇估計和其他朝代的開國皇上一樣：是窮兵黷武，封疆闊地，連修戰事？還是溫和無為，讓老百姓過上幸福穩定的生活？軍人出身，過慣了刀頭舔血生活的宋高祖選擇了後者，我們可以從他以及其繼任者的一系列政策中看出來：頒布了「不殺大臣，言者無罪」的法令，他的五個繼任者都不曾砍過一個文人和大臣的腦袋；宋朝沒有徵兵制，為歷朝所僅見，它盡量避免徵派稅賦於民間，刑罰都較其他朝代溫和，但對官吏管理嚴格。這樣的治國策略無疑大大減少了國家的內耗，省去了龐大的軍費開支，使得經濟文化得到了空前繁榮。放眼望去，歐陽修、蘇東坡、王安石、司馬光、程顥等等大文豪、大改革家、大哲學家都生活在這個朝代。那時的百姓生活從著名的《清明上河圖》就可略見一斑。《清明上河圖》描繪了當時的都城汴京的繁榮景象，生活在畫中的每一個百姓，都享受這其他朝代難有的幸福生活。
黃仁宇先生統計過得幾個數字讓人震驚：宋朝年財政收入最高曾達到16000萬貫文，北宋中後期的一般年份也可達8000-9000萬貫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財政收入也高達10000萬貫文。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呢？比較300年後的明朝財政數字，你會驚奇的發現，大明王朝的的財政收入僅僅是北宋的1/10弱，南宋的1/6弱，而600年後的大清王朝，其人口與版圖都在宋朝的3倍以上，財政收入也遠遠不能達到宋朝水平，直到清末才能勉強接近。
這樣的生活估計就是我們所期盼的，政通人和，安居樂業。可是風欲靜而風不止，歷史估計從來就沒有太平過。這個文縐縐的朝代失去了尚武精神，喪失了強硬的態勢，沒有了發達的肉體。於是乎，周邊的少數民族蠢蠢欲動，集結兵力，開始垂涎這塊肥肉。從蒙、金的屢犯中原，到得寸進尺，宋朝卻是頻頻退讓，一味採取綏靖政策，沒有了「犯我天威，雖遠必誅」的男兒豪邁，留下的卻是「靖康恥，猶未雪」的千古長嘆；沒有了「醉卧沙場君莫笑，古來爭者幾人還」的血性，平添的卻是「暖風吹得遊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的行屍走肉。當國門被打開，疆土被踐踏，人民的幸福又何以保障？覆巢之下，豈有完卵？社會創造的財富，都不過進了掠奪者的口袋，所以得辛勤勞動，不過是為別人在做嫁衣。
如果你是一位古代的君主，面對「親親尚恩」和「尊賢尚功」，你又會如何選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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