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
子张说：“一个士，见到危难能献出生命，见到利益能考虑道义，祭祀时想着恭敬，居丧时想着哀伤，那也就可以了。”
子张曰：“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子张说：“执守德行却不能发扬光大，信仰大道却不能坚定笃实，这样的人，怎么能算有他？又怎么能算没有他？”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 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 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夏的门人向子张请教交友之道。子张说：“子夏怎么说？”门人答道：“子夏说：‘可以相交的就和他结交，不可相交的就拒绝他。’”子张说：“这和我所听到的不同：君子尊敬贤人，同时也包容普通人；嘉勉良善的人，同时也怜悯那些能力不足的人。我若是个大贤人，对于别人还有什么不能包容的呢？我若是个不贤的人，别人将会拒绝我，我又哪有机会去拒绝别人呢？”（这段对话展现了孔门后学对同一问题的不同侧重。子夏主张谨慎选择，有所不交，近于狷者之风；子张则主张宽大包容，重在提升自我以接纳他人，近于狂者胸次。二者看似分歧，实则是针对不同性格、不同阶段的修养方法：子夏重在防非，子张重在成物。孔子本人“有教无类”，正是既知择善，又能容众。两者相参，方为交友的中道。）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
子夏说：“每天能知道自己所未知的，每月能不忘自己已经学会的，这就可以说是好学了。”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夏说：“广博地学习并坚守自己的志向，恳切地发问并思考切近自身的问题，仁德就在这中间了。”
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害；虐害；损害）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
子夏说：“君子必须先取得信任，然后才去役使百姓；如果尚未取得信任就去劳役他们，百姓就会觉得这是在虐害自己。同样，臣下也必须先取得君上的信任，然后才去进谏；如果尚未取得信任就去劝谏，君上就会觉得这是在毁谤自己。”
子夏曰：“大德不逾闲（伦理道德的规范、界限），小德出入可也。”
子夏说：“在大节上不能逾越界限，在小节上稍有出入是可以的。”（这段话提出了一个极重要的分寸感：守住大节，不必在小事上苛求完美。儒家讲操守，但反对变得刻板僵化。若大小巨细一律死守，虽看似一丝不苟，实则容易失掉人情之常，也可能分散了持守大节的精力。当然，这并非鼓励不拘小节，而是强调要分清轻重主次——底线绝不可破，寻常处则应有通达的余地。后人对此也常有警诫：若连“大德”都未立稳，便借口“小德出入”来自我宽解，那就完全错会了子夏的本意。）
子夏曰：“仕而优（优，饶也。充足，富裕）则学，学而优则仕。”
子夏说：“做官如果有余力，就应该去学习；学习如果有余力，就可以去做官。”
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孟氏任命阳肤做典狱官，阳肤去向曾子请教。曾子说：“在上位的人失去了为政之道，民心离散已经很久了。你如果审案审出了实情，应当哀伤怜悯，而不要沾沾自喜。”（曾子这番话极有分量。他不教阳肤断案技巧，而是矫正做法官的根本心态。面对犯罪，若只以破案为能、以明察自喜，就看不到背后更深层的悲剧：是执政者失道在先，才导致民心离散、铤而走险。因此法官的职责不仅是依法惩处，更要常怀哀悯之心。能够既查明实情又心生悲悯，才不失司法背后的人道关怀。）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子贡说：“商纣王的恶，并不像后世传说的那么严重。所以君子厌恶处于下流（有恶名）的境地——一旦身居下流，天下的种种恶名就都会归到他身上去。”（子贡说出了一个深刻的教训：历史常常在“箭垛式”的人物身上堆积并非完全属于他的恶名。这并非替纣王翻案，而是提醒君子要爱惜羽毛、严防失足。一旦背上恶名，居于“下流”，便如地形卑下之处，众污毕集，百口莫辩，甚至凭空增添许多不实之罪。这段话所警戒的，不是普通的过错，而是不要让自己滑落到被天下人当作“众恶所归”的处境。）
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子贡说：“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一样：犯错的时候，人人都看得见；改正之后，人人都仰望着他。”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卫国的公孙朝问子贡说：“仲尼的学问是从哪里学来的？”子贡说：“周文王、周武王之道，并没有散落在地上（即并未失传），还存在于人间。贤能的人能认识它的大处，不贤能的人只能认识它的小处，但无处不有文王、武王之道。我们老师何处不能学呢？又何必有固定的老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