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权（形势），而揣（估量，忖度）诸侯之情。量权不审（审，谓详观其道也。详细，周密），不知强弱轻重之称；揣情不审，不知隐匿变化之动静。
古时候，那些善于处理天下纠纷进而操纵天下局势的人，必定能准确地把握天下政治形势的变化，善于揣测诸侯国国王的内心所想。如果不能周密切实地审时度势，权衡利害，就不知道哪个诸侯国强大、哪个诸侯国弱小，就不能真正了解诸侯国在各国外交中地位的轻重；如果不能准确地把握诸侯国国君的心意，就不能掌握他真正的想法以及其对瞬息万变的世情的真实内心看法。
何谓量权？曰（为；是）：度（推测；估计）于大小，谋于众寡，称货财有无之数？料人民多少？饶（富裕，丰足）乏（穷困）有余不足几何？辨地形之险易，孰利？孰害？谋虑孰长？孰短？揆君臣之亲疏，孰贤？孰不肖？与宾客之智慧，孰少？孰多？观天时之祸福，孰吉？孰凶？诸候之交，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变化，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侧（翻来复去，转动身体）孰（古同“熟”，缜密，仔细，周详）辩（通“辨”，分别，辨别，辨明），能知此者，是谓量权。
怎样才叫量权，就是要计算一个国家地域的大小，考虑谋士的多少，衡量国家经济实力强弱，估算人口有多少，他们的贫富情况如何；考察一国的山川地貌的险要与平易，利于固守还是利于敌方进攻；考察一个国家的国君谁擅长谋划长远，谁只看重眼前；推断君臣间的亲疏关系，知道哪些人 贤德，哪些人不贤能；判断对方宾客中哪些足智多谋，哪些是平庸之才；观察国家命运的发展趋势，哪国有吉福，哪国有凶祸；考察诸侯间的结盟关系，谁是可以效力的，谁是不能效力的；考察民心向背和变化状况，哪国民心安定，哪国民心不稳，谁被人民热爱，谁被人民憎恨。对上述事态发展变化进行准确辨明，才能叫作量权。
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时，往而极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隐其情；必以其甚惧之时，往而极其恶也，其有恶也，不能隐其情。情欲必出其变。感动而不知其变者，乃且（暂且；姑且 ）错（通“措”，舍弃）其人，勿与语，而更问其所亲，知其所安。夫情变于内者，形见于外。故常必以其见者而知其隐者，此所以谓“测深揣情”。
运用“揣情”的人，必须在对方最高兴的时候迎合他，尽力去满足他最大的欲望，他吐露欲望的时候，我们就能探测到他的真情；又必须在对方最恐惧的时候，去讨论他厌恶之事，因为他被恐惧所刺激，就不能隐瞒住实情。真情实意必定是在他的情感发生极端变化的时候不自觉地表现出来的。 如果是那些已经触动了感情，却不显露在外部神态中的人， 就要改变游说对象，不要再对他说什么了，而应向他所亲近的人去游说，了解他安身立命而能不露神色的依据。一般说来，内心情感发生剧烈变化，一般会在外部表现出某种形态。 我们都依据对方外部显现出的形态去揣测他内心隐藏的真情实意，这就是所说的“测深揣情”。
故计国事者，则当审权量。说人主，则当审揣情，谋虑、情欲必出于此。乃可贵，乃可贱；乃可重，乃可轻；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乃可败，其数一也。故虽有先王（古代帝王。一般特指历史上尧舜禹汤文武几个有名的帝王）之道、圣智之谋，非揣情，隐匿无可索之；此谋之大本也，而说之法也。
所以谋划国家大事的人，就应当详细衡量本国的各方面力量；游说诸侯国的君主，则应当全面揣测君主的想法。一切谋略和考虑的出发点就在于此。善于运用“量权”和“揣情”之术的人，就可以富贵，可以被重用，可以获得利益，可以取得成功。不善于运用这种方法的人，就会变得贫贱，不被重用，受到损害，最终失败。其关键所在，就看能否掌握“量权”和“揣情”之术。因此说，即使有古代贤王的治世经验，有圣智之士的高超智谋，不懂得“量权”和“揣情”之术，面对着隐藏了真实情况的事实，也依然不能识破它。 “量权”和“揣情”之术是谋略的根本，是游说的法宝！
常有事于人，人莫能先；先事而生，此最难为。故曰：揣情最难守司（职责、职守），言必时有谋虑。故观蜎飞蠕动，无不有利害，可以生事。美生事者，几之势也。此揣情、饰言、成（达到）文章（指礼乐法度），而后论之也。
对人实施“量权”和“揣情”之术，没有人能够与之争光，在事情发生前便能测知将要发生的事件进程，这是最难做到的。因此说揣情之术最难以把握运用，游说活动必须深谋远虑地选择时机。所以连昆虫的飞行与蠕动，也都包含着利益和祸害，可以使事物发生变化。而任何事情在刚刚产生之时，都呈现一种微小的态势。这就要求我们掌握揣情术，善于修饰言辞，然后再进行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