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道家与陆贾的治国理念

黄老道家还提出了因天循道、守雌用雄、君逸臣劳、清净无为、万民自化、因俗简礼、休养生息、依法治国、宽刑简政、刑德并用等一系列的政治主张,让民众发展自组织,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学的精华。除此之外,黄老道家还提出了天下为公和用法律来约束君权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专制政治的反思和批判。

陆贾是汉代第一位力倡儒学的思想家,他针对汉初特定的时代和政治需要,以儒家为本、融汇黄老道家及法家思想,提出“行仁义、法先圣,礼法结合、无为而治”,为西汉前期的统治思想奠定了一个基本模式。

●行仁义、法先圣

陆贾是汉代第一位力倡儒学的思想家,其思想主要融汇黄老道家及法家思想,而最后归本于儒家的仁义观,对儒家思想做出了新的发展,在西汉初期儒学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由先秦儒学向汉代儒学转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链环。

儒家力倡“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 ,强调君主在国家政治、道德生活中必须起到表率作用,认为国家的命运与君主的道德修养水平密切相关。陆贾继承了先秦儒家的这套德化理论,认为秦亡就是因为不施仁义、专任刑罚, 骄奢靡丽以及重用赵高等奸佞之臣所致,因此他认为汉家王朝要想不重蹈秦亡之覆辙,就必须反秦道而行之:“行仁义而轻刑罚; 闭利门而尚德义; 锄佞臣而求贤圣”,定下了带有强烈儒学色彩的三大为政原则。

同时,为了使儒家学说更加适应汉初政治统治的需要,他在坚持儒家基本思想倾向的同时,已经公开地从道家、阴阳家、法家等诸子各家中吸取合理的思想资料以充实儒家的思想体系,开启了汉代儒学重构的先河。

●无为而治、不废有为

陆贾的“夫道莫大于无为”的思想来源于道家黄老之学。 陆贾的无为并不是由作为宇宙本根的道的无为推演出来的,而是从秦王朝骤亡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是与秦始皇的滥用刑罚的有为相对立的。他用道家的思想原则把法家和儒家思想进行了改造和糅合,使得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更加贴近实际,更能解决问题。

陆贾并不排斥有为,他认为如果没有人为的努力,社会就不能进步; 既然圣人都有为,那么君子当然也要有为;有为不是妄为,而必须以道为准。主张对一切凡人力所能为、又必须为的事,均应该尽力而为之。

在陆贾思想中,无为和有为是有机的统一,是治道的一体两面,以有为求无为,在有为的基础上,达到无为的最高境界,即要求君王积极有为,依仗自身修养制定出一套社会秩序,然后将这套政治社会秩序落实在实际生活中,制礼定乐,教化天下。

●文武并用、德刑相济

陆贾同时也改进了法学,他批评秦“法治”太过,主张“文武并用,德刑相济”,减废秦法,但仍然坚持治国必须依靠“法治”,只不过”法治”不再是治国之本,而是治国之末。陆贾还进一步提出减免赋税徭役,让利于民。要与民休息,不干民,不扰民,不加赋,做到“国不兴无事之功,家不藏无用之器,稀力役而省贡献”。

在历史观方面,陆贾继承了法家韩非的观点,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 先圣 、 中圣 、 后圣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陆贾不仅意识到了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而且还接触到了国家和法律的起源。陆贾在继承与发挥法家理论基础上形成的这种权变学说,表达了汉初地主阶级在夺取政权后积极巩固和发展封建统治的新制度的愿望,具有积极的意义。

●天人感应、规限人君

陆贾天人学说中的阴阳灾异思想来源于阴阳家。陆贾一方面继承与发挥了《易传》与《荀子》的唯物主义观点,但同时也吸收进了阴阳家的一些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的迷信思想。 陆贾虽从天人相分的角度要求君主握道而治,依德而行,但是在封建社会中君主是人间最高的权威,君主可以统治万民,但却没有人能制约君主,因此只有借这种可与人感应的天来警戒、威吓人君,使其因天变而正其失,理其端而正其本 ,而起到一种规劝和限制人君胡作非为的作用。

总之,陆贾不仅为儒学在汉初的复兴立下了汗马功劳,并且为儒学在汉代的发展指出了方向,因此他是上承孟子、荀子,下启贾谊、董仲舒的汉代重要儒家人物,他的思想是由先秦儒学发展到董仲舒的今文经学的一个中间环节。这种天人感应说,在汉代肇端于陆贾。陆贾和贾谊的这些天人感应的思想,后来被董仲舒发展成天人合一的神学目的论。

明朝灭亡前,官员们个个“哭穷”

由于,朱元璋是最底层的老百姓出生当的皇帝,所以,他对于官员并没有什么太好的脸色。觉得给你发了养家糊口的工资,就已经是对你莫大的厚待了。这就形成了:一边是官员“哭穷”,要求涨工资。一边是皇帝表示钱给的够多了,谁敢贪污,剥皮实草。但贪官是杀不尽的,无论古今中外皆是如此。

到了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陷大同,北京岌岌可危。同年三月,农民军包围了北京城,崇祯帝朱由检被迫在煤山自缢殉国。都知道,崇祯帝继位时,明廷已是大厦将倾。于是,这位极好面子的皇帝,为了挽救家国付出了最后的努力:朱由检放下了皇帝之尊,让各位大臣们向朝廷捐款,以求度过一劫。

但讽刺的是,就在这个时候那些整日里叩谢皇恩的皇亲国戚、文武百官却端起了“架子”,一个个都在皇帝面前“哭穷”。

那么,崇祯帝亡国前究竟经历了什么,这些一毛不拔的官员最后都是什么下场呢?

其实,崇祯帝朱由检算是历史上最具悲剧色彩的帝王之一了,虽然,他勤政爱民,可最终,他还是背负了亡国的巨大痛楚,“无力回天”之感几乎贯穿了他一生。正所谓,国难当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崇祯在发出这样的捐款号召后,只得到了一位六旬老头的回应。

这个老头捐出了自己毕生的积蓄——四百两,有感于此,崇祯帝赏了他“锦衣千户”的官职。相较于这位老头,朝廷百官的捐献行为,就有些尴尬了。身为内阁首辅的魏藻德只捐了五百两,大太监王之心捐了一万两……之后,忧心如焚的崇祯思虑了一番,不得不找岳父周奎求救。

在当时的崇祯看来,国难当头,即使周奎再抠门,也应与明廷利益休戚与共。于是,在这样的考虑下,他派太监徐高拜访了周奎。

上门之初,徐高就传达了崇祯帝为其封侯的旨意,并表示皇帝希望他捐十万两白银起个表率作用。可是,当时的周奎如何回应呢?他马上又哭又闹地表示:“老臣安得多金?”试图将自己形容为一个清廉节俭的官员,还夸张地表示:自己家里穷的只能吃发霉的米。于是,在百般推脱下,周奎只捐了一万两。

当时,听到周奎捐了一万两的消息,崇祯又郁闷又无奈。虽然,他不好逼岳父太深,但还是将数额从十万两降到了两万两。而另一边的周奎眼看无法搪塞,便进宫找了做皇后的女儿周氏求援。在周皇后拿出五千两白银后,周奎才出了三千两。

除此之外,崇祯帝还向朝廷权贵们发出了捐款号召,前后共募捐了约二十万两。但是,即使如此,捐款数额也远远不能满足要求。可以说,崇祯帝最后真的绝望了。因为,他身为帝王,明知官员中饱私囊,富得流油,却除了号召捐款外再无他法了。

其实,对比历代王朝,明末君臣的关系可以说是非常奇葩的。君臣无信,除了皇帝,文武百官几乎无一人堪当大任。当时,崇祯皇帝哭穷,百官也哭穷,人人心照不宣。在这种情况下,几乎大部分官员都清楚国家的财政状况,也明白皇帝走投无路。

那么,他们为何不能担起家国大任呢?

简单来说,就是官员们心中都认为:明朝姓朱,是朱由检的天下,即使不幸丢了,与我也无任何关系。所以,便没有非出钱不可的理由。于是,百官们除了不积极捐钱外,连基本的谋划职能都全然丧失了。

就拿明廷最后一任首辅魏藻德来说,状元出身,受命于危难之间,崇祯皇帝对其寄予厚望。在破城前三天,皇帝问他对李自成有何对策,并表示只要他开口,自己一定照办。可是,魏藻德却是畏畏缩缩地跪在地上,一声不吭。等到李自成打入皇城后,魏藻德直接投了降。

当李自成问他为何不与崇祯帝一道殉国时,魏藻德竟无耻地答道“方求效用,那敢死?”由此可见,其无耻之度简直是人神共愤。

朝中官员如此,坊间的百姓更是肆无忌惮,人人都摆出了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此外,守城的士兵因为皇帝无法派发军饷,便发出了“为何要卖命?”的质疑。据史籍记载,闯王李自成包围北京城之际,城内的明廷守军无不倒卧城头。可见,明军的军纪何等散漫。

当初,在崇祯帝的逼迫下,只捐了五百两的内阁首辅魏藻德,虽然想投降,但是,却被李自成拒绝了。当时,大将刘宗敏直指其误国。面对斥责,魏藻德还大言不惭地声称:“崇祯不懂政事,因无道才亡了国。”听后,刘宗敏怒骂其忘恩负义,并命人掌其嘴巴数十下。

可是,被打耳光,仅是魏藻德痛苦的开始。之后,他又被刘宗敏抓入大牢,被夹棍夹断了十根手指,被迫上缴了数万两白银。但是,即使如此,刘宗敏依旧不相信他仅有这么点钱。经过一个个酷刑折磨后,魏藻德最终死在了狱中。魏藻德死后,他的儿子魏追征也未能幸免。

即便他“苦口婆心”地对刘宗敏说“家亦罄尽”,但最后还是被毫不留情地砍了脑袋。所谓“父在,犹可丐诸门生故旧。今已死,复何所贷?”魏藻德从前拥有的一切都转瞬即成空。

这期间,同样哭穷的明廷重臣陈演,在被刘宗敏抓入大牢后,主动上缴了近四万两白银,最后被释放了。但等到四天后,李自成出京作战之际,因害怕前朝旧臣趁机作乱,杀掉了一批投降的官员,其中,就包括刚获自由的陈演。更讽刺的是,那些曾在崇祯帝面前哭穷的“铁公鸡”们,在李自成的严刑拷打下,都交出了全部的身家财富,有些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可是,即便苟延残喘至此,他们也未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当时的京城,棍杖狂飞,目光所及之处尽是挖眼割肠的血腥场面,城内四处环绕着明朝旧臣的哀嚎之声。而当初只拿出一万两白银的国丈周奎,因受不住严刑拷问,更是交出了几十车奇珍异宝,仅现银便有五十三万两之多。

由此可见,明朝是真的该亡国了。

参考资料:

【《明史·卷二十三·本纪第二十三·庄烈帝一》、《明史·卷三百九·李自成传》】

转自:https://new.qq.com/rain/a/20210526A00JIX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