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利格曼的狗

“习得性无助”是美国心理学家塞利格曼1967年在研究动物时提出的,他用狗作了一项经典实验,起初把狗关在笼子里,只要蜂音器一响,就给以难受的电击,狗关在笼子里逃避不了电击,多次实验后,蜂音器一响,在给电击前,先把笼门打开,此时狗不但不逃而是不等电击出现就先倒在地开始呻吟和颤抖,本来可以主动地逃避却绝望地等待痛苦的来临,这就是习得性无助。

我在思考一个深层的问题: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垃圾?垃圾在百度百科里面的解释是失去使用价值、 无法利用的废弃物品。只有经历过垃圾的产生过程,才能明白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垃圾。我这几天突然明白一个道理:在你的的尊严被践踏,反抗无力,感到绝望无助时,你就很可能变得跟塞利格曼的狗一样,变得习得性无助。于是,你满腹的愤怒只能发泄到游戏、比你更弱的弱者身上,久而久之,你的人性被扭曲,就成了垃圾。

细心观察,我们会发现:正如实验中那条绝望的狗一样,如果一个人总是在一项工作上失败。他就会在这项工作上放弃努力。甚至还会因此对自身产生怀疑,觉得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无可救药。而事实上,此时此刻的我们并不是“真的不行”。而是陷入了“习得性无助”的心理状态中,这种心理让人们自设樊篱,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自身不可改变的因素,放弃继续尝试的勇气和信心。破罐子破摔,比如,认为学习成绩差是因为自己智力不好,失恋是因为自己本身就令人讨厌等。所以要想让自己远离绝望,我们必须学会客观理性地为我们的成功和失败找到正确的归因。

1975年塞里格曼用人当受试者,结果使人也产生了习得性无助。实验是在大学生身上进行的,他们把学生分为三组: 让第一组学生听一种噪音,这组学生无论如何也不能使噪音停止。第二组学生也听这种噪音,不过他们通过努力可以使噪音停止。第三组是对照,不给受试者听噪音。当受试者在各自的条件下进行一段实验之后,即令受试者进行另外一种实验: 实验装置是一只 “手指穿梭箱”,当受试者把手指放在穿梭箱的一侧时,就会听到一种强烈的噪音,放在另一侧时,就听不到这种噪音。实验结果表明,在原来的实验中,能通过努力使噪音停止的受试者,以及未听噪音的对照组受试者,他们在 “穿梭箱” 的实验中,学会了把手指移到箱子的另一边,使噪音停止,而第一组受试者,也就是说在原来的实验中无论怎样努力,不能使噪音停止的受试者,他们的手指仍然停留在原处,听任刺耳的噪音响下去,却不把手指移到箱子的另一边。为了证明 “习得性无助” 对以后的学习有消极影响,塞里格曼又做了另外一项实验: 他要求学生把下列的字母排列成字,比如 ISOEN,DERRO,可以排成 NOISE 和 ORDER。学生要想完成这一任务,必须掌握 34251 这种排列的规律。实验结果表明,原来实验中产生了无助感的受试者,很难完成这一任务。随后的很多实验也证明了这种习得性无助在人身上也会发生。习得性无助指有机体经历了某种学习后,在情感、认知和行为上表现出消极的特殊的心理状态。习得无助感最常见的描述是:一个人消极地面对生活情况,经常没有意志力去战胜困境,而且相当依赖别人的意见和帮助。

问题来了,那如果你是那条狗,你如何破局?

智者的做法是:忍耐并示以柔顺,积极查出做试验的邪恶,找准机会趁它病要它命。勇者的做法是:保持强大的意志力和内驱力,积极反抗;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最优的办法是保持初心,在复杂的环境中不迷失自我,在斗智斗勇中磨炼自己,让自己既智又勇,逐渐地强大起来。某一天你无比强大了,那些邪恶自然俯首。

重建利比亚 “和解”当为先

今日的利比亚,没有政治恶斗的本钱。须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此中蕴含的政治大智慧,发人深省。

反对派大军即将拿下首都的黎波里,和平曙光降临利比亚。而反对派如何处置前卡扎菲政权人员,开始成为各方关注的话题。对此,反对派官员表示,不会成立革命法庭清算卡扎菲政权人员,原政府安全部队人员可以留任。

胜利高兴一天就好。政治舞台上,闪亮登场的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甫一接管政权,大小事项亟待处理。举凡审判旧时高官、制定新宪、组织大选、召开国会、新签石油开发合同,乃至经济重振,可谓千头万绪。

重建利比亚,和解当为先。政权更迭后,人人过关式的政治清算,不分青红皂白,政治后遗症不少,极不可取。曾记否?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巴列维国王仓皇出走,数千名旧政权高级军政官员,遭到除恶务尽的无情处决。导致伊朗大批知识分子与社会精英出走,巨额资金流失海外。留下的历史创伤,至今仍隐隐作痛。

反观印尼,1997年金融危机后,强人苏哈托被迫下台。风雨飘摇中,民主转型仓促起步,国际社会多不看好。新政府审时度势,推行“和为贵”政策,弥合政治鸿沟,缓和社会对立情绪。短短十年,缔造民主巩固奇迹。正反两方面经验,值得同为伊斯兰国家的利比亚,细细琢磨。

转型期间,各方角力,暗潮涌动。复杂棘手的转型正义问题,如何妥善处理,平衡好民愤与法治二者关系,最能考验新政权与全民族的智慧与胸襟。主政者何妨高瞻远瞩,拿捏时机,放弃“一个也不放过,一个也不宽恕,只要正义实现,哪怕天塌下来”的高调,转而务实追求“以德报怨,全民和解”。

1994年,摆脱种族隔离制度的新南非,超越复仇与遗忘两极思维,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透过多场公共听证会,还原历史真相,推动民族和解,效果不俗。

反观“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一味强推“去伊斯兰复兴党”政策,通过立法,全面清洗旧体制官员,解散共和国卫队。殊不料,虽解一时之气,反换来族群冲突加剧,社会撕裂对立。事与愿违,令政策制定者后悔莫及。

今日的利比亚,没有政治恶斗的本钱。须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此中蕴含的政治大智慧,发人深省。

日前利比亚过渡委员会主席贾利勒,高瞻远瞩,号召反对派武装人员及利比亚平民,在对待卡扎菲政府俘虏时,务必抑制愤怒情绪,心怀怜悯,给予宽大处理。至于前军警,重新宣誓后,一律欢迎弃暗投明,咸与维新。透露新政府立场开明,相忍为国,值得高度肯定。

风云际会中,未来的利比亚新政府能否一展长才,成功克服眼前的重重挑战,打破伊斯兰国家民主转型难上加难的魔咒,全世界都在拭目以待。乘民气可用,收拾人心,凝聚全民共识,抚平战争创伤,迈向民族和解,正是当务之急。

转自: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71_228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