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君民者，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务除其灾，思致其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身已终矣，而后世化之如神，其人事审也。
魏武侯之居中山也，问于李克曰：“吴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对曰：“骤战而骤胜。”武侯曰：“骤战而骤胜，国家之福也，其独以亡，何故？”对曰：“骤战则民罢，骤胜则主骄。以骄主使罢民，然而国不亡者，天下少矣。骄则恣，恣则极物；罢则怨，怨则极虑。上下俱极，吴之亡犹晚。此夫差之所以自殁于干隧也。”
骤战而骤胜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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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统治百姓的人，用仁和义来治理百姓，用爱和利来使百姓安定，用忠和信来引导百姓，致力于为民除害，想着为民造福。这就是五帝三王无敌于天下的原因。他们自己虽然去世了，可是后世蒙受他们的教化如同神灵一般，他们对人和事弄明白了。
魏武侯当中山君的时候，向李克问道：“吴国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呢?”李克回答说：“是因为屡战屡胜。”武侯说：“屡战屡胜，这是国家的福分，吴国偏偏因此灭亡，什么原因呢？”李克回答说：“多次作战百姓就疲惫，多次胜利君主就骄傲。用骄傲的君主役使疲惫的百姓，这样国家却不灭亡的，天下太少了。骄傲就会放纵，放纵就会用尽所欲之物，疲惫就会怨恨，怨恨就会用尽巧诈之心。君主和百姓都达到极点，吴国灭亡还算晚了呢。这就是夫差在干隧自杀的原因。
屡战屡胜到底是国之福,还是国之祸?大概大多数人都会像魏武侯一样认为是国之福。然而,睿智的李克却洞见了其中的玄机: 经常打仗必然会造成百姓的疲惫不堪,屡战屡胜则必然会导致君主骄傲,让骄傲的君主去指挥役使疲惫的百姓,则必然会引来大祸。因此,数战数胜而亡可以看作是上一则故事中提到的“持胜甚难”的一个生动的例证,而吴王夫差则可以看作是赵襄子的反面。
《淮南子》从吴国“数战数胜而亡”的教训中得到的一个启示是老子所说的“功遂身退”。这种“功遂身退”,在老子看来就像昼出夜没、寒来暑往、花草开谢一样,符合天道变化。因为世上无不败的花,也无不散的筵席;所以在功成名就之时,应像花果草木盛开后悄然谢逝,这样才可“无咎”。但吴王夫差就不懂这道理,也看不懂这“天道”,更没有赵襄子胜而忧虑的德行,一味地想持续他的辉煌和优越,这样也就走向反面,导致失败亡国、自刎身亡。
然而,任凭老子和《淮南子》如此暗喻明说这些人生道理,虽然有时也能为世人所明白,但人一旦处于社会生活的漩涡中就往往会昏了头,稍有机会,必会不遗余力地去求个功成名就;而一旦取得成功,便又会产生更大的欲望,如此反复无穷,最后必然会导致筋疲力尽、一败涂地。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辩证法在起作用,所以明白此理的春秋战国孟尝君之门客冯驩,就不再参与孟尝君的收债聚财活动,反而为孟尝君散财(烧毁债据)聚义,从而使孟尝君在落难时能受到薛地债户的照顾而免遭捕杀。相反,如果不能停息自己的欲望,不能适时而退,则不仅会使已经得到的成果“莫能守之”,有时恐怕连命也会搭上,如西晋石崇就是如此。《世说新语·汰侈》注引《续文章志》说:“(石)崇资产累巨万金,宅室舆马,僭似王者……与贵戚羊琇、王恺之徒竞相高以侈靡,而崇为居最之首,琇等每愧羡以为不及也。”由于不知敛退,与羊琇、王恺等人斗富,使人“愧羡”,虽然富甲天下、无人能敌,但最终还是落得个遭人杀害的下场。
总之,持胜甚难,人要懂得知雄守雌、功遂身退的道理,并且在人生实践中切实地践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