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考的人

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微子离开了（纣王），箕子做了奴隶，比干因进谏而被杀。孔子说：“殷商有三位仁人啊。”（微子：纣王的同母兄长，因屡谏不听而离开，后被周朝封于宋国；箕子：纣王的叔父，见纣王无道，便披发装疯，被降为奴隶；比干：纣王的叔父，强行进谏，激怒纣王，被剖心而死。）

柳下惠为士师（古代掌管刑狱的官职），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柳下惠担任掌管刑罚的士师官，多次被罢免。有人说：“您不可以离开（鲁国）吗？”他说：“以正直之道去侍奉君主，到哪个国家去不会被多次罢免呢？以歪曲之道去侍奉君主，又何必一定要离开自己的祖国呢？”（这段对话也揭示了儒家“仕隐”抉择中的另一条路径：不逃避现实，不放弃故国，哪怕处境艰难，也要在体制内以正直姿态存在。这同样是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担当。）

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齐景公谈到如何对待孔子时说：“像鲁君对待季氏那样待他，我做不到。”于是打算用介于季氏和孟氏之间的待遇来对待孔子。不久又说：“我老了，不能用他了。”孔子便离开了齐国。（齐景公最初想用孔子，但受到晏婴等大臣反对，最终以“老”为借口放弃。孔子见其无诚意，便主动离去，体现“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原则。）

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齐国人赠送了一批歌姬舞女给鲁国，季桓子接受了，接连三天不上朝，孔子于是离开了鲁国。（孔子在鲁国担任大司寇时，齐国担心鲁国在孔子治理下强大，便用美女良马腐蚀鲁君和季桓子。季桓子沉迷享乐、怠于政事，孔子见其无可救药，便辞官周游列国，体现“君不行道则去”的原则。与上一条齐景公故事类似，都展现了孔子对政治清浊的敏锐判断和果断去留。）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

楚国的狂人接舆唱着歌经过孔子的车旁，唱道：“凤凰啊，凤凰啊，你的德行怎么如此衰微？过去的已经无法挽回，未来的还可以追得回来。算了吧，算了吧，如今那些从政的人都很危险啊！”孔子下车，想和他交谈，他却快步躲避开了，孔子没能和他说上话。（孔子周游列国时遇到的隐士劝诫场景。接舆以凤凰喻孔子，认为天下无道，孔子却执着救世，是“德衰”；他劝孔子及时回头。孔子主动攀谈却遭回避，暗示出世与入世两条路线的根本分歧：隐士认为避祸即智，孔子则坚守“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担当。）

长沮、桀溺耦而耕（两人并肩耕地），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打听渡口。津，渡口）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讽刺孔子周游列国，应熟知人生道路，不必问人）。”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比喻社会纷乱如洪水）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指孔子，避开无道之君，寻找有德之君）也，岂若从辟世之士（指长沮、桀溺这类完全避世隐居的人）哉？”耰（yōu，播种后用土覆盖，使其平整）而不辍（停止）。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wǔ rán，怅然若失的样子）曰：“鸟兽不可与同群（人不能离开社会去与鸟兽同处），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参与变革）也。”

长沮、桀溺两人并肩耕地，孔子经过那里，让子路去打听渡口。长沮问：“那个驾车的人是谁？”子路说：“是孔丘。”长沮问：“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说：“是的。”长沮说：“那他应该知道渡口在哪儿了。”子路又去问桀溺。桀溺问：“你是谁？”子路说：“我是仲由。”桀溺问：“是鲁国孔丘的门徒吗？”子路回答：“是的。”桀溺说：“天下到处都像洪水滔滔一样混乱，你们和谁去改变它呢？而且你与其跟随那种避开坏人的人，还不如跟随我们这些避开整个社会的人呢。”说完便继续不停地平整田地。子路走回去把情况告诉孔子。孔子怅然若失地说：“鸟兽我们是不能和它们同群的，我不和世人同群，又能和谁同群呢？如果天下有道，我孔丘就不会参与去改变它了。”（长沮、桀溺是彻底的“避世者”，认为乱世不可救，不如洁身自好。孔子却是“避人者”，不放弃寻找能行道的君主，是深沉的“知其不可而为之”。荷莜丈人则代表了另一种隐士：躬耕自给，重人情〔待客、见其二子〕，但对政治彻底冷淡。子路“不仕无义”的评论，正是儒家思想的精要：如果人人都为“洁身”而抛弃社会责任，维系社会的“大伦”就崩塌了。君子出仕，不是为了结果，而是为了尽自己的道义本分。）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对老人的敬称），以杖荷（肩负，挑着）莜（diào，古代除草用的竹器）。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把拐杖插在地上，开始除草。芸，通“耘”）。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黄米做的饭，古代上等粮食）而食之，见（引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指君臣之间的根本伦理关系）。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子路跟随孔子出行，落在了后面，遇到一位老人，用拐杖挑着除草的工具。子路问道：“您看见我的老师了吗？”老人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谁是你的老师呢？”说完便把拐杖插在地上，开始锄草。子路拱手恭敬地站在一旁。老人留子路住宿，杀了鸡、做了小米饭给他吃，又让他的两个儿子出来相见。第二天，子路赶上行旅，把这事告诉了孔子。孔子说：“这是一位隐士。”让子路返回去再见他，子路到了那里，老人却已经走了。子路于是说：“不出来做官，是不合道义的。长幼之间的礼节都不能废弃，君臣之间的道义又怎么能废弃呢？想要保持自身的清白，却破坏了最根本的伦理关系。君子出来做官，是为了践行道义；至于政治理想难以实现，我们早就知道了。”（与前几段“齐景公、季桓子、楚狂接舆”串联起来，会发现《微子》篇集中展现了孔子在“出仕”与“避世”之间的选择，而这段是儒家最正面、最坚定的回应。）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隐逸的人士有：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孔子说：“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己的身份，这是伯夷、叔齐吧！”又说：“柳下惠、少连是降低了志向、辱没了身份，但说话合乎伦理，做事经过思虑，也就是这样罢了。”又说：“虞仲、夷逸是隐居起来，放纵直言，自身保持清白，弃官合乎权变。我却和他们不同，没有什么是非这样不可的，也没有什么是非不这样不可的。”（孔子自评：不执著于“隐居”或“出仕”，而是以道义为准绳灵活选择；该仕则仕，该隐则隐，不设固定模式。如他周游列国，有时出仕有时离开。这体现了儒家“中庸”的最高智慧：超越偏执，唯义是从。）

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

太师挚去了齐国，亚饭干去了楚国，三饭缭去了蔡国，四饭缺去了秦国，鼓手方叔迁居黄河一带，摇小鼓的武迁居汉水一带，少师阳和击磬的襄迁居海边。（这段话常被视为《微子》篇的终章，以乐师流散的冷峻实录，为整篇孔子与隐士、出仕与避世的讨论画上句号：当礼乐制度连形式上的守护者都已不复存在，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更显孤独与悲壮。）

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通“弛”，松弛、怠慢、疏远）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周公对鲁公说：“君子不疏远自己的亲族，不让大臣抱怨不被信任重用，故旧老臣如果没有大的过错就不要抛弃他们，不要求一个人在各方面都完美无缺。”（这是周公在儿子赴鲁就封前的训诫，核心是执政者应有的待人器量与用人之道。此段是少见的“正面治国纲领”，可视为孔子借周公之言，为乱世中的为政者开出的一剂药方：若能做到这四者，贤才便不会离散，天下便有望走向清明。）

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

周朝有八位贤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这些段落共同构成《论语·微子》篇的核心主题：在天下无道时，贤者的选择与坚守。孔子虽屡遭冷遇、讥讽、排斥，却始终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姿态，为后世树立了“道义高于成败”的精神标杆。）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阳货（季氏的家臣）想见孔子，孔子不见他。于是阳货送给孔子一头蒸熟的小猪（按礼，孔子需登门回拜）。孔子打听到阳货不在家时前去拜谢，却在路上碰见了阳货。阳货对孔子说：“来，我跟你说话。” 接着问：“自己怀揣着才能，却听任国家迷乱，这能叫仁吗？” 孔子答：“不能。” 阳货又问：“喜好参与政事却屡次错失时机，这能叫明智吗？” 孔子答：“不能。” 阳货最后说：“时光流逝，岁月不等人啊！” 孔子便说：“好吧，我准备出来做官了。”（补充一点背景：阳货是当时把持鲁国朝政的家臣，想拉拢孔子，但孔子不愿与乱臣为伍，所以故意避见。最后那句“诺，吾将仕矣”其实是孔子的敷衍托辞，并非真心答应。）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孔子说：“人的天性本来相近，因为后天习染不同才相差甚远。”

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转变、改变）。”

孔子说：“只有上等的智者和下等的愚人不会改变。”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子游的名）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孔子到了武城，听到弹琴唱歌的声音。孔子微微一笑，说：“杀鸡哪里用得着宰牛的刀？”子游回答说：“以前我听先生说过：‘君子学习了道就会爱人，小人学习了道就容易役使。’”孔子说：“弟子们！言偃的话是对的。我刚才那句话不过是跟他开玩笑罢了。”（孔子先是调侃子游“大材小用”，但被子游用自己教过的大道理“将了一军”后，立刻坦然认错，并当众肯定子游，体现了孔子知错就改和爱护学生的态度。）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公山弗扰（在鲁国季氏手下做官）凭借费邑叛反，（派人）来召孔子，孔子准备前往。子路很不高兴，说：“没地方去就算了，何必非去公山氏那里呢？”孔子说：“那召我的人，难道会平白无故吗？如果有人真能用我，我或许能在东方复兴周朝的礼制吧！”（公山弗扰是叛臣，子路觉得去帮他丢脸。孔子其实并非真想去，更多是感叹自己空有抱负却无人任用。哪怕机会来自叛臣，他也忍不住想“万一能借机推行大道呢”。这番话里既有无奈，也带着试探和自嘲。后来孔子确实没去。）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恭，肃也）、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子张向孔子问（什么是）仁。孔子说：“能在天下实行五种品德，就是仁了！”子张请问是哪五种。孔子说：“恭肃（谦恭肃穆）、宽厚、诚信、勤勉、慈惠。恭肃（谦恭肃穆）就不会招致侮辱，宽厚就能得到众人的拥护，诚信就能得到别人的任用，勤勉就能取得成效，慈惠就足以役使别人。”

佛肸（xī）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薄石也）。不曰白乎？涅（用黑色染、染黑）而不缁（zī，黑色）。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佛肸（晋国大夫赵简子的家臣）召孔子，孔子准备前往。子路说：“以前我曾听老师说过：‘亲身做坏事的人那里，君子是不去的。’佛肸在中牟叛乱，您却要去，这怎么解释呢？”孔子说：“是的，我说过这话。但你没听说过真正坚硬的东西吗？磨也磨不薄。没听说过真正洁白的东西吗？染也染不黑。我难道是个匏瓜吗？怎么能只挂在那里而不让人吃呢？”（佛肸是叛臣，子路用孔子自己的话质疑他。孔子用“磨不磷、涅不缁”比喻自己出淤泥而不染，有信心不被污染；最后“匏瓜”则表达他不愿空有才学却无所作为，渴望被任用。和上次公山弗扰的情况类似，孔子更多是感慨怀才不遇，最终也并未成行。）

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不知节制，自以为是）；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贼害）；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迫人太急以伤人）；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为非作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狂妄自大）。”

孔子说：“仲由啊，你听说过六种品德和六种弊病吗？”（子路名由）子路回答：“没有。”孔子说：“坐下！我告诉你。爱好仁德却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被人愚弄；爱好聪明却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自以为是；爱好诚信却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伤害自己（或被人利用）；爱好直率却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尖刻刺人；爱好勇敢却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作乱闯祸；爱好刚强却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狂妄自大。”（孔子强调“好学”是平衡品德的钥匙。单靠天性中的美德，不通过学习来明理、把握分寸，每种优点都会走向反面。比如“仁”变“愚”，“直”变“绞”，这就叫“六言六蔽”。核心是：德行必须配上学问，才能恰到好处。）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孔子说：“学生们为什么没有谁学这《诗》呢？《诗》可以激发情志，可以观察世态，可以合群相处，可以抒发怨愤。近的可以用来侍奉父母，远的可以用来侍奉君主，还能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孔子在这里总结了学《诗经》的四大功能（兴、观、群、怨）和三大作用（事父、事君、识名）。在他看来，《诗》不仅是文学，更是修身、社交、从政的实用教材，能培养人的情感、洞察力和处世能力。这句话也成为中国文论中“诗教”传统的经典依据。）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孔子对伯鱼（孔子的儿子孔鲤）说：“你学过《周南》《召南》了吗？一个人如果不学《周南》《召南》，那就像面对墙壁站立一样（寸步难行）吧？”（《周南》《召南》是《诗经·国风》开头的两部分，内容多涉及修身、齐家、夫妇人伦之道。孔子用“正墙面而立”做比喻，对着墙既看不见路也走不了，意思是不学这两篇，连最基本的做人处世道理都不懂，在社会上根本无法行走。这与他之前强调“学《诗》可以事父事君”一脉相承，特别强调基础人伦教育的重要性。）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孔子说：“礼呀礼呀，难道说的只是玉器和丝帛吗？乐呀乐呀，难道说的只是钟鼓这些乐器吗？”（孔子指出，礼乐的本质不在表面形式〔玉帛、钟鼓〕，而在于内在的仁爱之心和精神境界。玉帛是行礼时互赠的礼品，钟鼓是奏乐时的器具。但如果行礼没有恭敬之心，奏乐没有和谐之情，那这些都只是空壳。这句话体现了孔子对礼乐制度重内容不重形式的一贯态度。）

子曰：“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

孔子说：“外表严厉而内心怯懦，用小人来打比方，大概就像钻墙洞的小偷吧？”（“色厉内荏”后来成为成语，指外表强硬、内心虚软。孔子用“穿窬之盗”做比喻小偷钻墙洞时，外面张牙舞爪，心里却怕得要命。这既讽刺了当时一些权贵外强中干的虚伪做派，也提醒人们：真正的君子应表里如一，外在态度和内在修养要匹配。）

子曰：“乡原（指乡中貌似谨厚，而实与流俗合污的伪善者），德之贼也。”

孔子说：“不分是非的老好人，是败坏道德的小偷。”（“乡愿”指那些看似忠厚老实、谁都不得罪，实则毫无原则、随波逐流的人。孔子认为这种人比明目张胆的坏人更可怕——他们用“好名声”掩盖内心的虚伪，混淆是非，反而会腐蚀真正的道德标准。后来孟子进一步解释：“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你想指责他，又挑不出具体毛病，这正是“德之贼”的厉害之处。这句话提醒我们：没有原则的“和稀泥”，本身就是对道德的背叛。）

子曰：“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

孔子说：“在路上听到传言就到处传播，这是道德所唾弃的。”（“道听途说”后来成为成语，指没有根据的传闻。孔子认为，听到什么不经核实就随口乱传，是缺乏责任心和判断力的表现。这背后有两层意思：一是传播者本身不严谨，助长谣言；二是听信者容易被误导，败坏社会风气。所以孔子把它归为“德之弃”。一个有德行的人，应当慎重言行、不信不传。这也正是“谣言止于智者”的源头精神。）

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

孔子说：“鄙陋的人，能跟他一起事奉君主吗？当他没有得到职位时，担心得不到；已经得到了，又担心失去。如果担心失去，那就没有什么手段使不出来了。”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

孔子说：“古时候的民众有三种毛病，现在或许连这些毛病都没有了。古代的狂人放肆直露，现在的狂人放荡不羁；古代的矜持之人棱角分明，现在的矜持之人忿怒乖戾；古代的愚人质朴直率，现在的愚人只是狡诈欺骗罢了。”（孔子对比古今，表面上说“今人连毛病都赶不上古人”，实则是感慨世风日下。古人的缺点尚且还有可取之处〔狂得坦率、矜得有节、愚得实在〕，而现在的缺点却彻底走向了恶劣〔狂变放纵，矜变暴戾，愚变欺诈〕。这体现了他对道德滑坡的忧患，也暗含一个标准：即使有缺点，也要有底线的“真诚”，而不是堕落到虚伪奸诈的地步。）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孔子说：“花言巧语、伪装和善，这种人很少有仁德。”

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孔子说：“我厌恶紫色夺去了红色的正位，厌恶郑国的淫靡之声扰乱了雅乐，厌恶伶牙俐齿的人颠覆国家。”（这三句话层层递进，表达了孔子对“以邪代正”的痛恨。紫夺朱：古代朱红是正色，紫色是杂色，孔子厌恶邪色压过正色〔暗喻小人篡位〕。郑声乱雅乐：郑国音乐淫靡，破坏端庄典雅的正统音乐〔暗喻低俗文化冲击礼乐秩序〕。利口覆邦家：能言善辩、巧舌如簧的人，往往用歪理邪说误导君主，导致国家倾覆。合起来就是：形式上的僭越、文化上的堕落、言语上的蛊惑，这三者都是社会崩坏的先兆，所以孔子深恶痛绝。这也体现了他维护正统、重视实质的立场。）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孔子说：“我想不再说话了。”子贡说：“您如果不说话，那我们这些学生传述什么呢？”孔子说：“天说过什么话呢？四季照样运行，万物照样生长，天说过什么话呢？”（孔子并非真的想彻底沉默，而是借此感慨：真正的道理未必全靠言语传授。他举“天”为例：天虽不言，却通过四季更替、万物生长自然显现其规律。这有两层意思：一是提醒学生不要只依赖老师的言辞，要多观察、多体悟；二是暗讽当时有些人只空谈理论，却不去践行，所以孔子用“无言”来强调行动和自然法则比空话更有力量。这也体现了孔子“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

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孺悲想见孔子，孔子以生病为由推辞不见。传话的人刚出门，孔子就取出瑟来边弹边唱，故意让孺悲听到。（这段写得极有画面感，孔子“辞以疾”却“取瑟而歌”，明显是假装生病，故意让孺悲知道自己不想见。孺悲是鲁哀公派来学礼的人，孔子此举可能有几层用意：一是委婉拒斥〔孺悲曾有过失〕；二是“不教之教”——用行动暗示孺悲“你还不配见我”，让他自己反省；三是表明君子拒绝人也可坦荡而不失礼，不遮遮掩掩，弹琴唱歌反显得光明正大。这种“明拒”的方式，正是孔子“因人施教”中严厉的一面。）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宰我问：“三年的守孝期，时间太长了！君子三年不习礼仪，礼仪必定荒废；三年不奏音乐，音乐必定崩坏。旧谷已经吃完，新谷已经登场，钻燧取火的木材也换过一轮了（指一年过去），守孝一年也就可以了。”孔子说：“（守丧未满三年）你就吃白米饭，穿锦缎衣，你心里安不安呢？”宰我说：“安。”孔子说：“你心安那就去做吧！君子守丧时，吃美味不觉得香甜，听音乐不觉得快乐，住在家里不觉得安适，所以不这样做。如今你心安，那就去做吧！”宰我出去后，孔子说：“宰予真是不仁啊！孩子生下来三年，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那三年的丧期，是天下通行的丧礼。宰予难道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过三年的爱护吗？”（这场对话的关键在“安”字！孔子认为守丧的根基是内心情感，而非外在形式。宰我从功利角度〔礼乐会荒废〕主张缩短丧期，孔子则反问“心安否”，直指孝道的本质是对父母的真情实感。但宰我答“安”，孔子便不再强辩，只说“你心安就去做”。这不是认可，而是用反讽让他自己体悟。最后孔子感叹“子生三年免于父母之怀”，点出三年丧期的象征意义：以三年报父母三年怀抱之恩，是天下共通的人伦情感底线。宰我的“安”在孔子看来恰恰是“不仁”的表现。）

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孔子说：“整天吃饱了饭，什么事也不动脑筋，这真是难以造就啊！不是有下棋的游戏吗？干干这个，也比闲着没事干强！”（孔子这话看似批评，实则带点无奈式的劝勉。“博弈”指下棋〔古代博戏和围棋〕，在当时属于“玩物丧志”类的小技，但孔子竟说“为之犹贤乎已”。哪怕做点无大用的游戏，也比彻底摆烂强。这背后有两层意思：一是讽刺当时有些贵族子弟饱食终日、精神空虚；二是强调人的心思总要有所寄托，哪怕是低阶的脑力活动，也好过完全无所事事。这种“宁滥勿缺”的态度，体现了孔子对积极人生状态的坚持。）

子路曰：“君子（原指“君主之子”，即贵族、在位者。引申为有地位、有教养、有宏大视野和责任感的统治者或士人）尚勇乎？” 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原指平民、庶民，字面意思是“小人物”。引申为视野狭窄、只关心个人私利、缺乏远见的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子路问：“君子崇尚勇敢吗？”孔子说：“君子把义看作最尊贵的。君子有勇而没有义，就会犯上作乱；小人有勇而没有义，就会成为盗贼。”

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 子曰：“有恶：恶称（述说；声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讪，谤也）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阻塞不通）者。”曰：“赐也亦有恶乎？”“恶徼（jiāo，徼，抄也。窃取，抄袭）以为知者，恶不孙（同“逊”，谦逊；恭顺）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

子贡问：“君子也有憎恶的人或事吗？”孔子说：“有憎恶的事：憎恶宣扬别人恶行的人，憎恶身处下位却诽谤上位的人，憎恶勇敢却不懂礼法的人，憎恶果敢却固执不通的人。”孔子又说：“赐啊，你也有憎恶的事吗？”子贡说：“憎恶抄袭他人而自以为聪明的人，憎恶不恭顺而自以为勇敢的人，憎恶揭发别人隐私而自以为直率的人。”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孔子说：“只有女子和小人是难以相处的。亲近他们，他们就会无礼；疏远他们，他们就会怨恨。”（这句话历来争议很大。需要结合时代背景来看：“女子” 在先秦多指妾婢、侍女，而非泛指所有女性；“小人”指仆从、下人。孔子谈的是家主与身边侍从的相处之道，而非性别贬抑。核心意思是：对身边亲近的人，分寸最难把握。太近则失礼，太远则生怨，所以要“敬而远之”，保持适度距离。不过，这句话在后世被广泛曲解为贬低女性，这是脱离语境的误读。现代解读多认为它反映的是人际关系中“边界感”的普遍难题，而非对女性的歧视。）

子曰：“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

孔子说：“到了四十岁还被众人厌恶，那他这一生也就没什么希望了。”（孔子并非单纯说年龄，而是强调人生阶段与修养进度的匹配。四十岁在古代是“不惑”之年，理应德行稳固、为人所敬。如果到这个年纪仍被人厌恶，说明积习难改、无可救药，因此说“其终也已”，带有惋惜和警醒之意。这句话也提醒人：修身要趁早，莫等定型之后再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