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尧曰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

尧(让位给舜时)说:“啧!你这舜啊!上天的大命已经落在你身上了,要真诚地持守那中正之道。如果天下百姓都陷入穷困,上天赐给你的禄位也就永远终结了。”舜(让位给禹时)也用这番话告诫禹。(商汤)说:“我小子履,冒昧地用黑色公牛作祭品,冒昧地向光明伟大的天帝明白禀告:对有罪的人我绝不敢擅自赦免。您的臣仆(的善恶)我不敢隐瞒,这些天帝心中都早已明白清楚。我自身若有罪,不要牵连天下万方;天下万方若有罪,罪责都在我一人身上。”周朝大加封赏,使善人得以富贵。(周武王说:)“即使有至亲,也不如有仁德之人。百姓如有过错,责任全在我一人。”慎重地统一度量衡,审订法令制度,恢复已废弃的官职,天下的政令就能通行了。复兴已灭亡的国家,接续已断绝的世系,举用隐逸的人才,天下的百姓就会从内心归服了。所重视的是:百姓、粮食、丧礼、祭祀。宽厚就能得到众人拥护,诚信就会得到百姓的信任,勤勉就会有功绩,公平就会使大家喜悦。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惠泽民众却不耗费太多的公共资源)劳而不怨(使用民力却不会招致人民的怨恨)欲而不贪(行仁政意志强烈,不贪图私利)泰而不骄(行事待人庄重宽厚而不自傲)威而不猛(威严而不凶狠)。”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缓于前而急于后,以误其民,而必刑之,是贼害之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子张向孔子问道:“怎样做才可以治理政事呢?”孔子说:“尊崇五种美德,摒除四种恶行,这样就可以治理政事了。”子张问:“什么叫五种美德?”孔子说:“君子给百姓好处而自己无所耗费,让百姓劳作而不招怨恨,有欲求而不贪婪,安泰矜持而不骄傲,威严而不凶猛。”子张问:“什么叫给百姓好处而自己无所耗费?”孔子说:“顺着百姓能得利的方面引导他们得利,这不就是给百姓好处而自己无所耗费吗?选择可以劳动的时机让他们劳动,又有谁会怨恨呢?自己想要仁德便得到了仁德,又怎么会贪婪呢?君子无论人多人少,无论势力大小,都不敢怠慢,这不就是安泰矜持而不骄傲吗?君子衣冠端正,目光庄重,仪态俨然使人望而生畏,这不就是威严而不凶猛吗?”子张问:“什么叫四种恶行?”孔子说:“不加教育就杀戮叫作虐;不先告诫就要求立刻做出成绩叫作暴;政令下达迟缓却突然限期完成叫作贼;同样是给人财物,出手时吝惜计较叫作小气。”

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孔子说:“不懂得天命,就无法成为君子;不懂得礼法,就无法立足于社会;不懂得说话,就无法了解他人。”

论语-子张

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

子张说:“一个士,见到危难能献出生命,见到利益能考虑道义,祭祀时想着恭敬,居丧时想着哀伤,那也就可以了。”

子张曰:“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子张说:“执守德行却不能发扬光大,信仰大道却不能坚定笃实,这样的人,怎么能算有他?又怎么能算没有他?”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 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 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夏的门人向子张请教交友之道。子张说:“子夏怎么说?”门人答道:“子夏说:‘可以相交的就和他结交,不可相交的就拒绝他。’”子张说:“这和我所听到的不同:君子尊敬贤人,同时也包容普通人;嘉勉良善的人,同时也怜悯那些能力不足的人。我若是个大贤人,对于别人还有什么不能包容的呢?我若是个不贤的人,别人将会拒绝我,我又哪有机会去拒绝别人呢?”(这段对话展现了孔门后学对同一问题的不同侧重。子夏主张谨慎选择,有所不交,近于狷者之风;子张则主张宽大包容,重在提升自我以接纳他人,近于狂者胸次。二者看似分歧,实则是针对不同性格、不同阶段的修养方法:子夏重在防非,子张重在成物。孔子本人“有教无类”,正是既知择善,又能容众。两者相参,方为交友的中道。)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

子夏说:“每天能知道自己所未知的,每月能不忘自己已经学会的,这就可以说是好学了。”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夏说:“广博地学习并坚守自己的志向,恳切地发问并思考切近自身的问题,仁德就在这中间了。”

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害;虐害;损害)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

子夏说:“君子必须先取得信任,然后才去役使百姓;如果尚未取得信任就去劳役他们,百姓就会觉得这是在虐害自己。同样,臣下也必须先取得君上的信任,然后才去进谏;如果尚未取得信任就去劝谏,君上就会觉得这是在毁谤自己。”

子夏曰:“大德不逾(伦理道德的规范、界限),小德出入可也。”

子夏说:“在大节上不能逾越界限,在小节上稍有出入是可以的。”(这段话提出了一个极重要的分寸感:守住大节,不必在小事上苛求完美。儒家讲操守,但反对变得刻板僵化。若大小巨细一律死守,虽看似一丝不苟,实则容易失掉人情之常,也可能分散了持守大节的精力。当然,这并非鼓励不拘小节,而是强调要分清轻重主次——底线绝不可破,寻常处则应有通达的余地。后人对此也常有警诫:若连“大德”都未立稳,便借口“小德出入”来自我宽解,那就完全错会了子夏的本意。)

子夏曰:“仕而(优,饶也。充足,富裕)则学,学而优则仕。”

子夏说:“做官如果有余力,就应该去学习;学习如果有余力,就可以去做官。”

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孟氏任命阳肤做典狱官,阳肤去向曾子请教。曾子说:“在上位的人失去了为政之道,民心离散已经很久了。你如果审案审出了实情,应当哀伤怜悯,而不要沾沾自喜。”(曾子这番话极有分量。他不教阳肤断案技巧,而是矫正做法官的根本心态。面对犯罪,若只以破案为能、以明察自喜,就看不到背后更深层的悲剧:是执政者失道在先,才导致民心离散、铤而走险。因此法官的职责不仅是依法惩处,更要常怀哀悯之心。能够既查明实情又心生悲悯,才不失司法背后的人道关怀。)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子贡说:“商纣王的恶,并不像后世传说的那么严重。所以君子厌恶处于下流(有恶名)的境地——一旦身居下流,天下的种种恶名就都会归到他身上去。”(子贡说出了一个深刻的教训:历史常常在“箭垛式”的人物身上堆积并非完全属于他的恶名。这并非替纣王翻案,而是提醒君子要爱惜羽毛、严防失足。一旦背上恶名,居于“下流”,便如地形卑下之处,众污毕集,百口莫辩,甚至凭空增添许多不实之罪。这段话所警戒的,不是普通的过错,而是不要让自己滑落到被天下人当作“众恶所归”的处境。)

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子贡说:“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一样:犯错的时候,人人都看得见;改正之后,人人都仰望着他。”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卫国的公孙朝问子贡说:“仲尼的学问是从哪里学来的?”子贡说:“周文王、周武王之道,并没有散落在地上(即并未失传),还存在于人间。贤能的人能认识它的大处,不贤能的人只能认识它的小处,但无处不有文王、武王之道。我们老师何处不能学呢?又何必有固定的老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