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心理学

保持心理健康是每个人都应该关注的重要课题。以下是一些有助于保持心理健康的建议：

1、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

• 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确保充足的睡眠。
• 均衡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和全谷物，少吃高糖、高脂肪的食物。
• 定期进行体育锻炼，增强体质。

2、积极应对压力：

• 学会放松，可以尝试深呼吸、冥想、瑜伽等方法。
• 适时寻求帮助，与朋友、家人或专业人士分享你的压力和困扰。
• 建立应对压力的策略，比如时间管理、任务分解等。

3、培养良好的情绪：

• 保持乐观的态度，积极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 学会调节情绪，遇到挫折时给自己一些正面的心理暗示。
• 避免过度比较，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4、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 与家人、朋友保持良好的沟通，增进理解和感情。
• 积极参与社交活动，扩大社交圈。
• 学会倾听和表达，提高人际交往能力。

5、保持学习和成长：

• 不断学习新知识，开拓视野。
• 培养兴趣爱好，丰富精神生活。
• 设定个人目标，努力实现自我价值。

6、自我反思：

• 定期进行自我反思，了解自己的内心需求和情感状态。
• 通过写日记、心理咨询等方式探索自我，增进自我认识。

7、避免不良习惯：

• 减少烟酒和咖啡因的摄入。
• 避免过度使用电子设备，减少对虚拟世界的依赖。

8、寻求专业帮助：

• 当感到心理压力过大，自己难以调节时，应寻求心理咨询师或心理医生的帮助。

保持心理健康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实践和调整。每个人的情况不同，适合他人的方法可能不适合你，因此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至关重要。

虽然某些时候，一个人做出的行为，并不源于他自己的本能动机，而是源自于在社会关系中，存在于更高等级的人的意愿，是这个等级的人或机构，促使别人做出了服从的行为，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服从很可能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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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纳粹头目阿道夫.艾希曼被以色列特工抓获，押往耶路撒冷接受审迅。艾希曼是纳粹德国高官，曾在二战期间，犯下了滔天罪行。他签发了很多骇人听闻的文件，包括对数万犹太人执行死亡命令，可以说是一个双手沾满了鲜血的刽子手。

那这样一位恶贯满盈的战犯站在军事法庭审判席上时，对自己的罪行进行忏悔，请求饶恕了吧？答案是，并没有！艾希曼并不承认自己有罪，还一再申辩，他只是在执行任务，奉命行事，没有任何罪过。

面对这样证据确凿、罪孽深重的恶行，艾希曼为什么不承认呢，却一再说自己是在执行任务，听从命令呢，人们到底会对权威服从到哪种程度呢？

当时身为犹太人后裔的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对这件事情非常关注，于是他进行了一次电击实验。他想知道，当代表权威的一方下达命令时，这个命令是与道德和个人认知相违背的，到了对人性进行严酷考验的时候，人们会如何选择，他是遵从自己道德的指引还是遵从权威的力量？

后来作者把整个实验过程写成了一本书，《对权威的服从》，副标题是《一次逼近人性真相的心理学实验》，在书中，作者详细记录了事件过程，并对实验过程中的现象进行了分析，主要是在情境力量下，权威对个体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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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我们认为，人是自己行为的主体与支配者，人们的行为受自己良知、社会道德的约束，不会服从于别人的意志。正是因为我们有清楚的认知，才成为独特的个体。假使一个人没有主观意识，不做分辨的对外来的指令加以服从，那是不可理喻的事情，简直是猪脑袋。

所以，如果个人对于某件事情的道德判断与权威产生了冲突，个人的自我认知应该占据主导地位，应该遵从自己内心的声音，而权威次之。这才是正常应该具有的表现。

但是如果读了《对权威的服从》这本书，你会知道，以上只是你一厢情愿的美好想法。

现在假使我们参加了一场实验，实验规则是，让一个人回答问题，他答错了，然后代表权威的实验人员让你去电击那个人，你会听从吗？坚定拒绝是吧。因为在我们看来，电击别人这种行为简直是变态虐待狂才会做出来的事，绝不会是我们。

但是，先别这样武断地下结论，我们看看书中具体实验及实际情况是怎样的。

实验组招募有偿志愿者，假装要进行一项关于惩罚是否对增强记忆力有帮助的实验。两组人分别扮演教师和学生，学生被绑在椅子上，手臂上用电线连着按钮。如果学生回答错误了，教师就给对方实行电击。

电击按钮从15伏开始依次增大，共分为30个，所以最高电压有450伏。当然，实际上是没有电流通过的，学生是一位进行过表演培训的托，他会根据电压的大小做出各种痛苦的表演，但是扮演老师的志愿者们并不知情。所以这个实验中真正的被研究对象是扮演老师的人。

这个实验进行了很多变异，整个系列包括了19个独立小实验，参与人员超过1000人，年龄层次从20~50岁都有，并且涵盖了各种职业人员。

但是不管实验细节进行怎样变化，最终的结果基本上是：有将近2/3以上的人选择了服从，对别人进行了最高电击。

这个实验透露了一个细思极恐的现象：一些不带有任何攻击性或特别敌意的普通人，在某种情境力量的影响下，面对权威的压力，可能会完全失去自己的判断，变得盲从、麻木而无知，他可能触犯平时的道德底线，违背心愿与良知，做出一系列不被认可的行为。

实验组在不披露结果的情况下，曾经任意采访了一些人，问他们是否会对对方进行电击，绝大多数人都回答说自己绝不会做出这种不人道的行为。

其实在知道实验结果之前，我们肯定认为自己也不会。人们都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自制力与是非善恶分辨能力，具有一定的正义感、道德感、良知底线，肯定不会盲从别人而失去自我。

但是在我们知道了真相后，就不敢再报有乐观的看法了，因为事实是令人震惊而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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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为什么相当多数的人出现极端服从现象，他们受了什么魔力的驱使，变得麻木而无知呢。《对权威的服从》这本书中认为有以下原因。

首先，是情境力量的影响。受害者被锁定在这个情境中。实验是以心理学研究之名，看起来权威且专业，让人们产生了盲目崇拜。从而心理上产生了畏惧感，不敢去质疑对方。

就像我们会在某个专题座谈会上，表现的像个小学生一样认真听讲，对讲师的话深信不疑。

其次，是权威的力量。权威强大的力量影响人们将重点放在实验组人员身上。假设董事长、主管、员工这几类人在一起，大家会很容易倾听地位最高的董事长讲话。因为人们在心理层面，会很容易和权威靠近。

再次，是反人类变体特征。这个不好理解，简单说明，当受试者们想要放弃时，权威人士会说，“实验要求你继续”。于是命令就变成超越了人这样的个体之上的指令。受试者们无法去思考这样的问题：是谁的实验，为什么要设计这个实验，对学生造成了伤害怎么办？

就像在二战中，发生了很多惨绝人寰的屠杀，民众被征召入伍，被这样教导：德意志是最优等的民族，其他都是劣等的，所以我们现在进行的事业对保持人类基因的优等性有着崇高的意义。在这里，洗脑者把罪恶进行美化，上升到一个看起来正义而伟大的层面。对下属进行洗脑，实施他的独裁暴政。

最后，与接受的教育有关。想想自己的成长过程，上课要认真听讲，如果学生质疑老师的讲课内容，会被认为是钻牛角尖，调皮捣蛋，不是个听话的好学生。并且一直延续到成年。上班了听从老板的吩咐，业务上出差错，如果老板暗示要你背锅，你背不背？若想继续混下去，只有帮老板顶包。

因为生活经验让我们知道，叛逆会受到惩罚，遇事要权衡得失、趋利避害来保全自己。人不是孤立存在的，他要改变自己融合于这个社会群体。

基于以上的原因，人们选择了服从。虽然很多事情，从道义或责任感来说，不服从才是正确的选择。但可惜的是，太多人无法冲出思维定势，这听起来真令人失望和悲哀。

在《对权威的服从》这本书中，作者分析的非常详细周密，因为这是一本心理学研究书籍，遣词造句都很克制严谨，既不武断也不轻浮。除此之外，书中还记录了实验场景，志愿者各自不同的真实表现，他们的表现，从另一侧面，也反映了人性中不为人知的另一面，黑暗、光明、伪善、正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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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于受试者来说，不管是服从还是反抗，在米尔格拉姆实验过程中，大部分人的心情并不舒坦。一方面，面对着学生的痛苦，受试者想要放弃实验，另一方面，代表权威的组织者要求他继续，他要兼顾此命令。在这时候，听从良知的指引还是权威的命令就成了受试者非常两难的诀择。

虽然某些时候，一个人做出的行为，并不源于他自己的本能动机，而是源自于在社会关系中，存在于更高等级的人的意愿，是这个等级的人或机构，促使别人做出了服从的行为，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服从很可能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

不过，在这个实验中，也有少数人打破了权威的力量，拥有冷静的思考力和决断力，体现了宝贵的人道主义价值观，他们坚持与权威对抗，拒绝对别人进行大电击。虽然反抗者并不多，但至少让人们相信这个社会上还有正义存在。

不管是选择服从还是反抗，受试者们都经过一个情绪激烈的对抗期。对此，作者米尔格拉姆也进行了分析。

那对于读者来说，看完了《对权威的服从》这本书，知道了人的性格中隐藏着各种劣根性，那如何去压制不好的一面，发挥人性中光明的力量，在生活中出现不合理的权威时，能够坚持自己的道德底线呢？

我们要学会思考与质疑，学会分辨正确的权威与恶劣的权威，保持清醒的思考，正直与坚韧的人格。只有这样，在面对不合理时，才能克服强大的情境力量对自己的影响，进行反抗，从而避免极端盲从，做出有违常理的事情出来。

转自：https://baike.baidu.com/tashuo/browse/content?id=52088533170dbaec3ac55b95

米尔格拉姆服从实验（Milgram’s obedience experiment，又称米尔格伦实验，Milgram experiment或权力服从研究，Obedience to Authority Study）是米尔格拉姆（见米尔格兰姆）于1963年所做的研究人服从权威的经典实验。结果表明正常人对权威的服从程度和普遍性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实验目的

为了测试受测者，在遭遇权威者下达违背良心的命令时，人性所能发挥的拒绝力量到底有多少。

发展历程

实验的概念最先开始于1963年由耶鲁大学心理学家史坦利·米尔格伦（Stanley Milgram）在《变态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里所发表的《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一文，稍后也在他于1974年出版的《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 Experimental View》里所讨论。

实验开始于纳粹分子阿道夫·艾希曼被抓回耶路撒冷审判（1961），被判死刑（1962）后的一年（1963）。米尔格伦设计了这个实验，便是为了测试“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地服从了上级的命令呢？我们能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吗？”（Milgram, 1974）

米尔格伦在他的文章“服从的危险”（Milgram, 1974）里写道：

“在法律和哲学上有关服从的观点是意义非常重大的，但他们很少谈及人们在遇到实际情况时会采取怎样的行动。我在耶鲁大学设计了这个实验，便是为了测试一个普通的市民，只因一位辅助实验的科学家所下达的命令，而会愿意在另一个人身上加诸多少的痛苦。当主导实验的权威者命令参与者伤害另一个人，更加上参与者所听到的痛苦尖叫声，即使参与者受到如此强烈的道德不安，多数情况下权威者仍然得以继续命令他。实验显示了成年人对于权力者有多么大的服从意愿，去做出几乎任何尺度的行为，而我们必须尽快对这种现象进行研究和解释。”

实验对象

1963年，实验小组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和寄出许多邮递广告信，招募参与者前来耶鲁大学协助实验。实验地点选在大学的老旧校区中的一间地下室，地下室有两个以墙壁隔开的房间。广告上说明实验将进行约一小时，报酬是$4.50美元（大约为2006年的$20美元）。参与者年龄从20岁至50岁不等，包含各种教育背景，从小学毕业至博士学位都有。

实验方法

参与者被告知这是一项关于“体罚对于学习行为的效用”的实验，并被告知自身将扮演“老师”的角色，以教导隔壁房间的另一位参与者——“学生”，然而学生事实上是由实验人员所假冒的。

参与者将被告知，他被随机挑选为担任“老师”，并获得了一张“答案卷”。实验小组并向他说明隔壁被挑选为“学生”的参与者也拿到了一张“题目卷”。但事实上两张纸都是“答案卷”，而所有真正的参与者都是“老师”。“老师”和“学生”分处不同房间，他们不能看到对方，但能隔着墙壁以声音互相沟通。有一位参与者甚至被事先告知隔壁参与者患有心脏疾病。

“老师”被给予一具据称从45伏特起跳的电击控制器，控制器连结至一具发电机，并被告知这具控制器能使隔壁的“学生”受到电击。“老师”所取得的答案卷上列出了一些搭配好的单字，而“老师”的任务便是教导隔壁的“学生”。老师会逐一朗读这些单字配对给学生听，朗读完毕后老师会开始考试，每个单字配对会念出四个单字选项让学生作答，学生会按下按钮以指出正确答案。如果学生答对了，老师会继续测验其他单字。如果学生答错了，老师会对学生施以电击，每逢作答错误，电击的伏特数也会随之提升。

参与者相信，学生每次作答错误会真的遭到电击，但事实上并没有电击产生。在隔壁房间里，由实验人员所假冒的学生打开录音机，录音机会搭配着发电机的动作而播放预先录制的尖叫声，随着电击伏特数提升也会有更为惊人的尖叫声。当伏特数提升到一定程度后，假冒的学生会开始敲打墙壁，而在敲打墙壁数次后则会开始抱怨他患有心脏疾病。接下来当伏特数继续提升一定程度后，学生将会突然保持沉默，停止作答、并停止尖叫和其他反应。

实验现象

75 V	嘟囔
120 V	痛叫
150 V	说，他想退出试验
200 V	大叫：“血管里的血都冻住了。”
300 V	拒绝回答问题
超过 330 V	静默

到这时许多参与者都表现出希望暂停实验以检查学生的状况。许多参与者在到达135伏特时暂停，并质疑这次实验的目的。一些人在获得了他们无须承担任何责任的保证后继续测验。一些人则在听到学生尖叫声时有点紧张地笑了出来。

若是参与者表示想要停止实验时，实验人员会依以下顺序这样子回复他：

1.请继续。

2.这个实验需要你继续进行，请继续。

3.你继续进行是必要的。

4.你没有选择，你必须继续。

如果经过四次回复的怂恿后，参与者仍然希望停止，那实验便会停止。否则，实验将继续进行，直到参与者施加的惩罚电流提升至最大的450伏特并持续三次后，实验才会停止。

实验结果

米尔格伦为整个实验过程和其结果录制了纪录片，纪录片名便是《服从》，纪录片的正版拷贝已经很难找到了。他接着与Harry From制作了5部受到这次实验影响的社会心理学影片。这些影片都可以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媒体中心找到。

在进行实验之前，米尔格伦曾对他的心理学家同事们做了预测实验结果的测验，他们全都认为只有少数几个人——10%甚至是只有1%，会狠下心来继续惩罚直到最大伏特数。

结果在米尔格伦的第一次实验中，百分之65（40人中的26人）的参与者都达到了最大的450伏特惩罚，尽管他们都表现出不太舒服；每个人都在伏特数到达某种程度时暂停并质疑这项实验，一些人甚至说他们想退回实验的报酬。没有参与者在到达300伏特之前坚持停止。后来米尔格伦自己以及许多全世界的心理学家也做了类似或有所差异的实验，但都得到了类似的结果。为了证实这项实验，也有许多更改了架构的实验产生。

马里兰巴尔的摩郡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 Baltimore County）的Thomas Blass博士（也是米尔格伦的传记——《电醒全世界的人》的作者）在重复进行了多次实验后得出了整合分析（Meta-analysis）的结果，他发现无论实验的时间和地点，每次实验都有一定比率的参与者愿意施加致命的伏特数，约在61%至66%之间。

对于实验结束时的情况所知不多，依据米尔格拉的回想，当时那些没有达到最高伏特数的参与者却也都没有坚持这项实验本身应该结束，也没有至隔壁房间探视“学生”，离开时也都没有询问实验人员的同意。

实验评价

实验本身受到了关于在科学实验上的伦理质疑，因为这项实验对参与者施加了极度强烈的情感压力（虽然这种压力可以说是由他们本身自由操作所造成的），尽管这项实验带来了对人类心理学研究的宝贵发现，许多的科学家会将这类实验视为是违反实验伦理的。

米尔格伦则辩护道，之后的调查发现当时的参与者中有84%称他们感觉“高兴”或“非常高兴”参与了这项实验，15%参与者选择中立态度（有92%的参与者做了事后的调查），之中许多人事后还向米尔格伦表达谢意。而且米尔格伦还不断接到这些前参与者想要再次协助他进行实验，甚至想加入他的研究团队。

六年后（也就是越战规模最大的时期），其中一个前参与者与米尔格伦联系，表示为何他们会感觉“高兴”参与了这项实验：

“1964年当我在进行实验时，虽然我相信我是在伤害某个人，但我完全不晓得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当人们根据他们自己所信仰的事物并顺从地服从权力者行动时，很少人会意识到这点……请允许我这样认为，我被权力机关征召入伍，而这将会让我做出一些连我自己都会害怕的坏事……如果我拒绝服兵役的良心申请（Conscientious Objector）不被权力机关所批准，我已经准备因此而去坐牢，这对我的良心而言是唯一的选择。我唯一的希望，是我那些同样被征召的伙伴们也能如此发挥他们的良心……”

不过，实验的经验并不是对每个参与者都有终身的改变。许多参与者都没有依据现代的实验标准被告知细节，离去时的面谈也显示许多参与者看起来仍没有理解到这项实验的真实情况。

实验意义

实验所引起最主要的评论不在于实验方法的伦理争议，而在于实验所代表的意义。一位在1961年的耶鲁大学参与者在Jewish Currents杂志上写道，当他在担任“老师”的中途想要停止时，便是怀疑到“整个实验可能只是设计好，为了测试寻常美国民众会不会遵从命令违背道德良心——如同德国人在纳粹时期一样”而这便是实验的初衷之一。米尔格伦在他《服从的危险》一书中便称：“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便是，我们在实验室里所制造的使人服从权力的环境，与我们所痛责的纳粹时代之间有怎么样的关联。”

关于米尔格拉姆的研究如何与纳粹军官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相吻合，以及该实验如何强化了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艾希曼的审判是一场电视审判，它确实向新的美国公众重新介绍了大屠杀的整个概念。米尔格拉姆非常相信汉娜·阿伦特将艾希曼视为官僚机器中的一个齿轮的观点，对美国人和对德国人民一样适用。”

后人观点

“人们总是说，‘我会拒绝的！这完全违反规则！’但是他们中90%的人愿意折磨他人……令我惊讶的是，50年后，我们无法塑造我们的教育体系，向人们解释有时说‘不’是多么重要。” 

——社会心理学家Tomasz Grzyb

转自：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1%B3%E5%B0%94%E6%A0%BC%E6%8B%89%E5%A7%86%E6%9C%8D%E4%BB%8E%E5%AE%9E%E9%AA%8C/56038632

什么是鸵鸟心态

“鸵鸟心态”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心理，也是一种不敢面对问题的懦弱行为。心理学通过研究发现，现代人面对压力大多会采取回避态度，明知问题即将发生也不去想对策，结果只会使问题更趋复杂、更难处理。就像鸵鸟被逼得走投无路时，就把头钻进沙子里。与“鸵鸟心态”类似的说法即“掩耳盗铃”。

鸵鸟心态解读

遇到危险时，鸵鸟会把头埋入草堆里，以为自己眼睛看不见就是安全（不过有说法认为这其实是种误解）。后来，心理学家将这种消极的心态称之为“鸵鸟心态”。

事实上鸵鸟的两条腿很长，奔跑得很快，遇到危险的时候，其奔跑速度足以摆脱敌人的攻击，如果不是把头埋藏在草堆里坐以待毙的话，是足以躲避猛兽攻击的。“鸵鸟心态”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心理，是不敢面对问题的懦弱行为。

鸵鸟心态在心理学又称鸵鸟综合症（Ostrich Syndrome，美国心理学家Elliot Weiner提倡）。鸵鸟在遭遇危险时会把头埋入沙坑，蒙蔽视线自以为安全，是种逃避现实、视若无睹、推卸责任、自欺欺人的心理。

现代人面对压力大多会采取回避态度，与“鸵鸟心态”类似的说法即“掩耳盗铃”。

后来，人们把鸵鸟的这种生理应对策略引申为人类的处事心态，被称为“鸵鸟政策”。（鸵鸟政策是经济管理学中的名词，是根据鸵鸟的习性而来。据说鸵鸟是一种很有趣的动物，当它遇到危险的时候，就把头埋到沙子里，以为这样别人就看不见自己了，殊不知，自己大大的屁股露在外面，更加引人注目。鸵鸟政策指的就是在周围环境发生变化时，企业的管理政策不能及时随之变化，从而导致决策失误。即自我欺骗政策。）

在政治、经济、社会学领域、鸵鸟心态领域还有“鸵鸟效应”“鸵鸟哲学”等说法。

鸵鸟心态影响危害

（1）心理剖析

“鸵鸟心态”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心理，也是一种不敢面对问题的懦弱行为。心理学通过研究发现，现代人面对压力大多会采取回避态度，明知问题即将发生也不去想对策，结果只会使问题更趋复杂、更难处理。就像鸵鸟被逼得走投无路时，就把头钻进沙子里，自以为安全，其实不然。殊不知，风险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也无法完全避免，你必须勇敢去面对，勇敢地去承担，因为逃避不是办法，逃避责任的同时你很可能就丧失了权利和成功的机会。

我们经常会遇到障碍与重担，如果选择绕过，可能会因此失去成功的机会，逃避的代价注定会是失望。面对危机，主动出击是最好的防御。只有迅速采取行动，果断承担责任，才会把损失降到最小。相反，如果遇到危机总辩解说“这不是我的责任”，试图做“鸵鸟”，则后果不堪设想。

（2）现实表现

政府官员有了鸵鸟心态，就是无能；老师要学生发言，学生一个个噤若寒蝉，都是鸵鸟心态。社会上有一些人“遇食颈如鹤，遇事头如鳖”，这就是鸵鸟心态。很多人做事，认为“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这也是鸵鸟心态。甚至说“天塌下来有高个儿顶”、“眼不见为净”，乃至“因噎废食”，都是鸵鸟心态。

在一个团体里，鸵鸟心态的人太多，这个团体的公权力一定不张；办公室里，太多鸵鸟心态的人，办事效率一定不好。逆境、困难，有助于激发潜能；有鸵鸟心态的人，无疑是扼杀自己的天分，终至自掘坟墓。

其实，动物学家已经在为鸵鸟翻案，他们观察研究，发现鸵鸟的两条腿很长，跑得快，遇到危险的时候，它逃跑的速度足以摆脱敌人的攻击，不致于把头埋藏在草堆里，束手就擒，因此要还原“鸵鸟心态”的真相。

现代的人，也要为“鸵鸟心态”翻案，做事时遇到困境，可以另觅他途，千万不要消极的坐以待毙，也不要“因噎废食”，应该以发挥能动性、智力，勇往向前。人生其实就如战场，不要计较一时的成败得失，在前方的战士，打胜战固然有成就，打败仗而能够全身而退，也是不容易的事。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对于没有把握的事情躲避一个也未尝不可，所谓好汉不吃眼前亏，大丈夫能屈能伸。所以希望有“鸵鸟心态”的人，要跟动物学家一样，为自己翻案。

转自：https://wiki.mbalib.com/wiki/%E9%B8%B5%E9%B8%9F%E5%BF%83%E6%80%81

询问人工智能ai：

不断的践踏他人，却又希望他人能对自己以礼相待，这样的人有什么心理特征？

人工智能ai回答：

这种行为可能反映了一些潜在的心理特征或心理状态，以下是一些可能的解释：

1、自恋性人格特征：这样的人可能具有自恋性人格特质，他们可能过度关注自己的需求和欲望，而忽视他人的感受和需求。

2、双重标准：持有这样的行为模式的人可能在无意识中使用双重标准。他们可能对自己有一套规则，对他人则有另一套。

3、缺乏共情：可能缺乏共情能力，不能理解或感受他人的痛苦和不适，因此不会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他人有何影响。

4、权力和控制的追求：这种行为可能源于对权力和控制的需要，通过践踏他人来彰显自己的力量和地位。

5、不安全感：可能内心深处感到不安全或不足，通过支配他人来弥补这种感觉。

6、社会化不足：可能没有学会在社会交往中应有的礼貌和尊重，或者其成长环境鼓励了这种不平等对待他人的行为。

7、认知失调：可能存在认知失调，即他们的行为和他们对自我形象的看法之间存在冲突，但他们通过合理化自己的行为来减少这种冲突。

8、习惯性行为：可能这种行为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即使他们意识到这是不恰当的，也难以改变。

9、情绪调节困难：可能这样的人在情绪调节上存在困难，他们可能无法以健康的方式处理自己的负面情绪，因此采取攻击性行为。

10、社会学习：可能这样的人在成长过程中观察并模仿了类似的行为，比如家庭或社会环境中的角色模型。

了解和解释一个人的心理特征需要全面的心理评估和深入的个人历史了解。如果有必要，可以寻求心理健康专业人士的帮助来进行适当的评估和治疗。在处理这类人的行为时，保持界限、坚持原则和用非对抗性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求通常是有效的策略。

反抗心理是指个体对权威、规则、制度或者其他形式的控制和限制产生的抗拒、抵抗或反抗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可能源自于对不公正、不合理、不自由或不符合个体利益的情况的不满和抵触。以下是一些可能导致反抗心理产生的原因：

1、权威压力：个体感受到来自权威人士的强制、压迫或限制，导致个体产生反抗心理。

2、不公正对待：个体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歧视或不公平的待遇，导致个体产生反抗心理。

3、自主性受限：个体感受到自主性受到限制、选择权被剥夺或自由受到限制，导致个体产生反抗心理。

4、不满和抵触：个体对规则、制度或者其他形式的限制感到不满意、抵触或不认同，导致个体产生反抗心理。

5、自我认同：个体对自己的身份、价值观念或信仰感到受到威胁或挑战，导致个体产生反抗心理。

反抗心理可能表现为言语、行为或情绪上的抵抗和反抗。在某些情况下，适度的反抗心理可以促使个体争取权益、捍卫自己的权利，但过度的反抗心理可能导致冲突、矛盾和不良后果。因此，在处理反抗心理时，需要平衡权衡各方利益，寻求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避免过度的对抗和冲突。有效的沟通、妥协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有助于化解反抗心理，促进和谐的人际关系和团队合作。

一、说话时脚抖动

说话时脚抖动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焦虑或紧张的肢体语言。这种行为可能表明说话者在表达自己的想法或情感时感到不安或紧张，脚抖动可以是一种释放压力的方式。对于一些人来说，脚抖动也可能是一种习惯性的动作，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脚抖动往往暗示着内心的不安情绪。如果频繁出现这种情况，建议关注自己的情绪状态，尝试通过放松技巧或专业帮助来减轻焦虑和紧张情绪。

二、说话时双手交叉胸前

当一个人说话时双手交叉放在胸前通常被认为是一种防御性的肢体语言。这种姿势可能表明说话者感到紧张、不自信或者抵触。双手交叉在心理学上被解释为一种自我保护的姿势，可以帮助人们在面对压力或不舒服的情境时感到更加安全和受保护。然而，这种姿势也可能被认为是一种阻挡或关闭的姿势，可能会给他人一种不开放或不友好的印象。因此，如果想要传达更加开放和友好的态度，建议避免双手交叉在胸前的姿势。

三、双腿交叉，双手叠放于大腿上

双腿交叉，双手叠放于大腿上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自我保护和冷漠的肢体语言。这种坐姿可能表明说话者在情感上感到封闭或保守，不愿意展现自己的真实情感或与他人建立亲近的联系。双腿交叉可能暗示一种防御性的姿势，而双手叠放于大腿上则可能表示一种被动或消极的态度。这种姿势可能会给他人一种不友好或不开放的印象，因此在与他人交流时，建议尽量避免采用这种坐姿，以免造成误解或不良影响。

四、坐在凳子边上，身体前倾

坐在凳子边上，身体前倾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表现出兴趣和专注的肢体语言。这种坐姿表明说话者对正在讨论的话题或对话对象非常感兴趣，展现出一种积极参与和专注的态度。身体前倾可以显示出对话者的关注和投入，同时也传达出一种开放和友好的姿态，有助于促进良好的沟通和互动。这种肢体语言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积极的信号，可以增强对话的亲近感和有效性。

五、正襟安坐，手扶座位

正襟安坐，手扶座位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专注和自律的肢体语言。这种坐姿表明说话者在倾听或交流时非常专注和认真，展现出一种礼貌和尊重的态度。手扶座位可以显示出一种自信和控制的形象，同时也表明说话者在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这种姿势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积极的肢体语言，可以增强说话者的自信和信任度，有助于建立良好的沟通关系。

——资料来源于ChatGPT人工智能

偏执型人格障碍的成因

偏执型人格障碍的成因是多因素的，包括遗传因素、生物学因素和环境因素。以下是可能导致偏执型人格障碍的一些因素：

一、遗传因素：研究表明，遗传因素在偏执型人格障碍的发展中起着一定作用。如果一个人的家族中有人患有偏执型人格障碍，那么他患病的风险可能会增加。

二、生物学因素：神经生物学的研究发现，脑部结构和功能异常可能与偏执型人格障碍有关。例如，与偏执型人格障碍相关的大脑区域可能存在功能异常或结构异常。

三、环境因素：早年的生活经历、家庭环境、社会压力等环境因素也可能对偏执型人格障碍的发展起到影响作用。例如以下几点：

1、早期失爱。幼年生活在不被信任、常被拒绝的家庭环境之中。缺乏母爱，经常被指责和否定。单亲家庭更易出现有偏执型人格的儿童。

2、后天受挫。成长中连续地遭受生活打击，经常遇到挫折和失败。如经常受侮辱或冤屈。

3、自我苛求。自我要求标准极高，并与自身存在某些缺陷之间构成尖锐的矛盾。但是从不公开承认自身的某些缺陷。如个子不高、长相不出众、才能不突出等，其实，意识深层正为此自卑。

4、处境异常。某些异常的处境也使人偏执。如没有学历的人，厌恶别人谈论学历，经济状况不好的人，回避谈论经济收入问题，单亲家庭的孩子，怕别人知道自己的家庭情况。

综合来看，偏执型人格障碍的成因是多方面的，通常是遗传因素、生物学因素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治疗偏执型人格障碍时，综合考虑这些因素是非常重要的。

偏执型人格障碍的心理治疗

偏执型人格治疗心理治疗的基本原理在于由心理咨询师针对来访者的症状用心理学的原理进行解释，来协助患者能对自己的心理动态与病情，特别是压抑的欲望，隐蔽的动机，或不能解除的情结有所领悟与了解。治疗的范围要包括内在的精神，人际关系，现实的适应。其最终目标乃在促进自我性格的成熟。

一、认知提高法。由于患者对别人不信任、敏感多疑，不会接受任何善意忠告，所以首先要与他们建立信任关系，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交流情感，向他们全面介绍其自身人格障碍的性质、特点、危害性及纠正方法，使其对自己有一正确、客观的认识，并自觉自愿产生要求改变自身人格缺陷的愿望。这是进一步进行心理治疗的先决条件。家庭作业是认知治疗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最后的咨询阶段，家庭作业应服务于预后和复发预防。

二、交友训练法。鼓励他们积极主动地进行交友活动，在交友中学会信任别人，消除不安感。交友训练的原则和要领是：

1、真诚相见，以诚交心。本人必须采取诚心诚意、肝胆相照的态度积极地交友。要相信大多数人是友好的和比较好的，可以信赖的，不应该对朋友，尤其是知心朋友存在偏见和不信任态度。必须明确，交友的目的在于克服偏执心理，寻求友谊和帮助，交流思想感情，消除心理障碍；

2、交往中尽量主动给予知心朋友各种帮助。这有助于以心换心，取得对方的信任和巩固友谊。尤其当别人有困难时，更应鼎力相助，患难中知真情，这样才能取得朋友的信赖和增强友谊；

3、注意交友的“心理相客原则”。性格、脾气的相似和一致，有助于心理相容，搞好朋友关系。另外，性别、年龄、职业、文化修养、经济水平、社会地位和兴趣爱好等亦存在“心理相容”的问题。最基本的心理相容的条件是思想意识和人生观价值观的相似和一致，所谓“志同道合”。这是发展合作、巩固友谊的心理基础；

三、自我疗法。具有偏执型人格的人喜欢走极端，这与其头脑里的非理性观念相关联。因此，要改变偏执行为，偏执型人格患者首先必须分析自己的非理性观念。

四、敌意纠正训练法。偏执型人格障碍患者易对他人和周围环境充满敌意和不信任感，采取以下训练方法，有助于克服敌意对抗心理：

1、经常提醒自己不要陷于“敌对心理”的旋涡中。事先自我提醒和警告，处世待人时注意纠正，这样会明显减轻敌意心理和强烈的情绪反应；

2、要懂得只有尊重别人，才能得到别人尊重的基本道理。要学会对那些帮助过你的人说感谢的话，而不要不疼不痒地说一声“谢谢”，更不能不理不睬；

3、要学会向你认识的所有人微笑。可能开始时你很不习惯，做得不自然，但必须这样做，而且努力去做好；

4、要在生活中学会忍让和有耐心。生活在复杂的大千世界中，冲突纠纷和摩擦是难免的，这时必须忍让和克制，不能让敌对的怒火烧得自己晕头转向，肝火旺旺。

转自：https://baike.baidu.com/item/偏执型人格障碍/10090064

认知学派的理论是关于人类认知过程及其对社会行为关系的理论，代表性的有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的发生认识论与美国心理学家科尔伯格（L.Kohlberg）的道德认知论。

皮亚杰的突出贡献在于对儿童思维发展及道德判断的研究，建立了著名的发生认识论：他主张智慧的本质就是适应，适应是在图式、同化、顺应基础上的机体与环境之间平衡；智慧是主体建构发展的（结构论）；智慧的发展分为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感知运动、前运算、具体运算与抽象运算四个阶段。对于个体道德判断的发展，皮亚杰通过间接故事法研究后提出，与个体的认知发展相平行，儿童的道德发展进程可以在他们的认知发展中找到根据；个体道德判断的发展遵循着从他律向自律的路线：前道德阶段（5岁以前）、他律道德阶段（6—9岁的道德实在论阶段）、自律道德阶段（9-11岁开始进入道德主观主义阶段）。
科尔伯格在皮亚杰认知理论（尤其是道德判断研究）的基础上，以“道德两难故事”方法研究个体道德认知发展的规律。1969年在其著作《道德思想与行动发展的阶段》中提出了三级水平六阶段的道德认知发展模式。

科尔伯格的研究方法是“道德两难故事法”，其中最经典的一个故事是“汉斯偷药”。故事的主要情节是这样的：欧洲有个妇人得了癌症，生命垂危。医生认为只有本城一个药剂师发明的药才能治好她。病妇的丈夫汉斯找到药剂师，却被索价2000元，这个价格足足高出了成本价的十倍。汉斯只能到处借钱，可最后只凑够1000元。汉斯不得已，只好恳求药剂师，便宜一点卖给他或者允许他赊账，以便能快点救活妻子。但药剂师一口回绝他，说：“不成！我研制此药就是为了赚钱。”汉斯因此走投无路，于是乎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在月黑风高的晚上，撬开药剂师的门，为妻子偷来了药。故事讲完以后，研究者会向被试提出问题：这个丈夫应该这样做吗？科尔伯格带着问题，采用纵向法，对72名10-26岁男孩（或男人）的道德判断进行长达10年的跟踪测量，并将所得结果在其他国家进行验证。最终，科尔伯格于1969年提出三水平六阶段道德发展理论，如下：

1、前习俗水平（0-9岁）

这一水平的人的道德判断着眼于人物行为的具体结果和自身的利害关系，包括两个阶段：

（1）服从与惩罚的道德定向阶段

这一阶段的人以惩罚与服从为导向，由于害怕惩罚而盲目服从成人或权威。道德判断的根据为是否受到惩罚，认为凡是免受惩罚的行为都是好的，遭到批评、指责的行为都是坏的，缺乏是非善恶的观念。所以这个阶段的人会回答不该去偷药，因为偷药会受到惩罚，是不好的。

（2）相对功利道德定向阶段

这一阶段的人对行为的好坏的评价首先是看能否满足自己的需要，有时也包括是否符合别人的需要，稍稍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把这种关系看成类似买卖的关系，认为有利益的就是好的。所以他们在回答之前会想知道汉斯的妻子对他好不好。如果好，他们就觉得汉斯应该偷药，因为把妻子救活符合他自己的利益；如果不好，他们就觉得汉斯不应该偷药，因为不符合他的利益。

2、习俗水平（9-16岁）

这一水平的人的特点是：能了解、认识社会行为规范，意识到人的行为要符合社会舆论的希望和规范的要求，并遵守、执行这些规范。包括以下两个阶段：

（1）寻求认可（或好孩子）定向阶段

此阶段的人以人际关系的和谐为导向，对道德行为的评价标准是看是否被人喜欢，是否对别人有帮助，是否会受到赞扬。为了赢得别人的赞同、当个好孩子，就应当遵守规则。所以这个年龄段的人会想知道其他人是怎么看的。如果大多数人都支持汉斯偷药，那么他们就觉得应该偷药，因为偷药符合大家的意见；如果大部分人都反对汉斯偷药，那么他们也会觉得不应该偷药，因为偷药不符合大家的意见。

（2）维护权威或秩序的道德定向阶段

此阶段的人以服从权威为导向，服从社会规范，遵守公共秩序，尊重法律的权威，以法制观念判断是非，知法守法。所以处在这个阶段的人会回答不该偷药，因为偷药触犯了法律，是不好的。

3、后习俗水平（16岁之后）

该水平的特点是：道德判断超出世俗的法律与权威的标准，而以普遍的道德原则和良心为行为的基本依据。包括以下两个阶段：

（1）社会契约定向阶段

这一阶段的人认识到法律、社会道德准则仅仅是一种社会契约，是大家商定的、可以改变的，一般他们不违反法律和道德准则，但不会用单一的规则去评价人的行为，会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所以他们会觉得既然汉斯偷药救人会触犯法律，那么说明现在的法律考虑得还不够多，应该进一步修改。

（2）普遍原则的道德定向阶段

此阶段的个体判断是非不受外界的法律和规则的限制，而是以不成文的、带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原则，如正义、公平、平等、个人的尊严、良知、生命的价值、自由等为依据。在这个阶段的人会认为人类普遍的道义高于一切，没有什么是比人的生命更加重要的，所以他们会认为汉斯无论如何也该去偷药。

科尔伯格认为，人类道德发展的顺序是固定的，发展阶段既不能前后倒置，也不能倒退，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在同样的年龄都能达到同样的发展阶段，每个人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也存在差异。许多人永远无法达到道德判断的最高水平，有些成人的道德认知也仍然处于前习俗水平。科尔伯格进一步研究了行为人的道德发展水平与犯罪行为之间的内在关系。

认知学派的犯罪心理学理论以犯罪人与非犯罪人的智力差异比较为开端开启了犯罪的认知研究，如早期的犯罪人“低能论”，进而探索以智慧发展为基础的道德水平（道德认知、道德情感与道德行为）发展对犯罪心理、犯罪行为的影响。道德发展滞后理论是当代犯罪认知学派的代表性理论。

科尔伯格及其他一些研究者在皮亚杰道德判断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了行为人道德认知水平与犯罪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而形成了道德发展滞后说。即道德发展与违法犯罪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道德认知与道德情感发展的相对落后与低水平可能直接或者间接地成为犯罪行为发生的（隐蔽的）内在动力。

行为人的道德认知发展处于较低水平与其犯罪行为之间存在相关

1969年，科尔伯格通过让法官判断犯罪人对其犯罪行为的道德评价，发现所有犯罪人的道德发展都处于道德认知发展理论中的第一级与第二级水平。1973年，他在题为“青少年犯罪人中的道德判断”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在对比社会背景相同的犯罪和非犯罪人后，发现大部分少年犯罪人道德发展处于第一阶段、第二阶段，而大部分（75％）非少年犯罪人则处于第三阶段、第四阶段。

心理学学者阿巴里诺（J.Arbuthnot）等人在对比研究19项使用科尔伯格研究方法对犯罪人与非犯罪人道德认知发展的研究之后指出，少年犯罪人的道德发展存在延缓的现象，他们的道德成熟度低于守法的少年：在年龄、性别、智商和社会经济地位相同的情况下，少年犯罪人的道德谈话成熟度得分明显低于守法少年的得分。

道德水平与犯罪行为的关系与犯罪类型之间存在着交互影响

桑顿（D.Thornton）等在研究中发现，与轻率性的犯罪（如不涉及物质利益的伤害）相比，进行深思熟虑的犯罪（抢劫、夜间偷盗）的累犯的道德推理更可能处于前习俗水平。也即深思熟虑的犯罪与较低道德认知水平有关，而轻率性犯罪则与道德认知发展水平的关系不大。我国有学者使用科尔伯格的研究方法，对88名服刑犯人进行研究，得出了一致的结论：罪犯的道德认知近乎全部（98.8％）处于第一级和第二级水平；罪犯道德认知水平与犯罪类型有关：暴力犯罪、盗窃犯罪与较低的道德认知水平有关（他们处于道德发展第一阶段的比例达到43.2％）。

当然，也有研究认为，道德思维与道德行为之间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也不是一种直接的关系。詹宁斯（W.S.Jenning）等人指出，由于道德认知水平与犯罪行为之间的关系过于复杂，以至于现有研究不能证明原因性主张的正当性，这种关系充其量提供了一种必要的但不充分的条件。少年犯罪并不是不道德行为的同义词；道德发展阶段与身份犯罪（即因为少年的特定身份而被法律规定为犯罪，如美国多数州规定18岁以下饮酒行为属于违法犯罪行为）之间的关系、道德推理与道德推理削弱时发生的犯罪行为之间的关系仍然不清楚。

——本文摘自《犯罪心理分析》

什么是补偿心理呢？它是一种关乎人心理平衡的心理机制。所谓“心理补偿”是指人们因为主观或客观原因引起不安而失去心理平衡时，企图采取新的发展与表现自己，借以减轻或抵消不安，从而达到心理平衡的一种内在要求。补偿心理是作为调整心理平衡的一种内在动力。

补偿心理是一种心理适应机制，个体在适应社会的过程中总有一些偏差，为求得到补偿。从心理学上看，这种补偿，其实就是一种“移位”，即为克服自己生理上的缺陷或心理上的自卑，而发展自己其他方面的长处、优势，赶上或超过他人的一种心理适应机制。正是这一心理机制的作用，自卑感就成了许多成功人士成功的动力，成了他们超越自我的“涡轮增压”，而“生理缺陷”愈大的人，他们的自卑感也愈强，寻求补偿的愿望就愈大，成就大业的本钱就愈多。

解放黑奴的美国总统林肯，不仅是私生子，出生微贱，且面貌丑陋，言谈举止缺乏风度，他对自己的这些缺陷十分敏感。为了补偿这些缺陷，他力求从教育方面来汲取力量，拼命自修以克服早期的知识贫乏和孤陋寡闻。他在烛光、灯光、水光前读书，尽管眼眶越陷越深，但知识的营养却对自身的缺陷作了全面补偿。他最终摆脱了自卑，并成为有杰出贡献的美国总统。贝多芬从小听觉有缺陷，耳朵全聋后还克服困难写出了优美的《第九交响曲》，他的名言——“人啊，你当自助！”成为许多自强不息者的座右铭。

在补偿心理的作用下，自卑感具有使人前进的反弹力。由于自卑，人们会清楚甚至过分地意识到自己的不足，这就促使其努力学习别人的长处，弥补自己的不足，从而使其性格受到磨砺，而坚强的性格正是获取成功的心理基础。

自卑能促使人走向成功。人道主义者威特·波库指出，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种灵性，凭借这一灵性，人们得以完成许多丰功伟业。这种灵性是潜在于每个人内心深处的一股力量，即维持个性，对抗外来侵犯的力量。它就是人的“尊严”和“人格”。人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和人格，就要求自己克服自卑，战胜自我。因此，令人难堪的种种因素往往可以成为发展自己的跳板。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道德取决于能否从自我设置的陷阱里超越出来，而真正能够解救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即所谓“上帝只帮助那些能够自救的人”。

强者不是天生的，强者也并非没有软弱的时候，强者之所以成为强者，在于他善于战胜自己的软弱。一代球王贝利初到巴西最有名气的桑托斯足球队时，他害怕那些大球星瞧不起自己，竟紧张得一夜未眠，他本是球场上的佼佼者，但却无端地怀疑自己，恐惧他人。后来他设法在球场上忘掉自我，专注踢球，保持一种泰然自若的心态，从此便以锐不可当之势进了一千多个球。球王贝利战胜自卑的过程告诉我们：不要怀疑自己、贬低自己，只要勇往直前，付诸行动，就一定能走向成功。久而久之，就会从紧张、恐惧、自卑的中解脱出来。因此，不甘自卑，发愤图强，积极补偿，是医治自卑的良药。

心理补偿是一种使人转败为胜的机制，如果运用得当，将有助于人生境界的拓展。但应注意两点：一是不可好高骛远，追求不可能实现的补偿目标；二是不要受赌气情绪的驱使。只有积极的心理补偿，才能激励自己达到更高的人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