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分把握，做几分坚持，才算是合理的坚持，否则过与不及，都将引起不良的后果。
一方面合理坚持；另一方面却应该依据大家的意见，做合理的修订。大家参与的程度越深，将来执行起来就越加顺利。
经营者信任部属，大家才肯用心计划并且随时调整。彼此有互信的基础，部属在商量的过程中，才有发挥实力的可能。
计划的提出是否用心，已经反映出大家对经营者的信心和忠诚。
中和指决策者的情绪相当稳定。《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决策者当然有个人的喜怒哀乐，却不应该在计划时表现得过或不及，以免不良的情绪，影响到正确的预测。
凡事以诚心诚意来考虑股东安不安，员工安不安，顾客安不安，社会大众安不安，那就是至诚，就可以预测未来的变化。
管理者若能持续不断，从不犹豫地以安股东、安员工、安顾客、安社会大众为念，日积月累，自然充满了这些方面的经验，就凭直觉，也能够正确判断可能产生的后果，即为前知。
妥善的计划，必须治标和治本兼顾并重。要做出这样的计划，唯有平日多研究相关的道理，使自己对相关事理十分透彻，诚心诚意地坚持自己所确认的信念，以公正、专一的心思，来从事计划的拟定，才能够以理想为本，视实际情况为标，双方面并重，而无所偏差。
决策之前，广泛收集意见，好像自己毫无所知。决策既定之后，果断坚决，勇往直前。
决策者自认无知，才能够转化为有知。总经理有意见，却能够隐藏起来，暂时不说，把它转换成问题，多方征询各位经理的意见。集合众人的看法，再综合在一起。
唯有有知而自认为无知，才能求贤、寻贤、用贤而臻于大智大慧，也就是大智若愚的最佳表现。
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所做的决策，大多偏于一隅而难以周全。
道是大智，应该把所有事物合在一起看，合在一起想。
要使计划顺利推行，最好的办法用是用心做到下述三点：第一，在拟定计划的时候，多和相关的同人沟通，让他们有参与感，实施时才会自动协助，而不故意阻碍。第二，利用机会与相关同人做好事前的沙盘演练。第三，执行计划时，必须把功劳推给同人，而将过失归于自己，才能够一路顺利而和谐地实施下去。
计划在推行过程中，如果坚持不能做任何变更，很可能被迫停止，也等于胎死腹中。因此在不改变目标、不改变计划本质的同时，可以采取边做边改的方式。
决策的过程为：止、定、静、安、虑、得。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如果放火放得有理，当然要加以拥护，若是灯点的不合理，也应该加以禁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假设政策良善，对策促使良善的政策及时落实，有什么不对？万一政策错误，也显得下有对策，才能够减少错误决策所产生的恶果，更值得欣慰。
西方人主张“先授权，部属才能够负起责任”，中国人则认为“部属先负起责任来，上司才敢授权”，这种先后的区别，称为西方管理与中国式管理的很大差异。
想安上级的心，至少要做到三件事情：第一，确实把自己份内的工作做好。第二，要适时向上司汇报工作进度和预期的结果。第三，处处照顾上司的立场和面子，不令其为难。
对上管理能不能持续进行，效果能不能不断增强，主要看部属能不能做到下面三件事情：第一，把功劳让给上司，不抢功劳。第二，主动向上司提出有关未来的预测和筹谋。第三，不让其他同人、朋友知道自己具有多少影响力，向上管理的成效才能够持久加强。
所谓上侵下职，意思是上司把部属的事情抢着办了，反过来指责部属偷懒、不负责。管理上原本有一条法则，称为例外法则。凡是部属能够办理的事情，上司不可以处理，应该放手让部属去做。因为上司的职责，在处理部属所不能做的事。甚至部属不会做，上司也要以教导、辅助的心情，帮助部属学会、做好。部属会做而不敢做、不肯做、不多做，上司更应该找出原因，加以矫治、改善，使部属会做而且敢做、肯做、多做，以期发挥总动员的效果。
企业的规模再大，也不过是少数人的结合。行政组织再庞大，真正可以左右大局的，只有那极少数的首脑人物。要求合理应变，其实只有一个十分简单的要诀，可以说放诸世界而皆准，突破时空的限制，那就是我们常说的：亲贤臣而远小人。也就是自古流传迄今，代代都被一再重复强调的：亲贤远佞。
诸葛亮：“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
魏徴：“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进，小人尽退。”
什么是正道？就是一切依天理，凭良心所走出来的途径，所做出来的决策以及所坚持贯彻出来的成果。
千人诺诺不如一人谔谔，人多未必意见就好。
依理应变，必须掌握下述三个要点：第一，依理应变，绝对不是求新求变（变的结果，有80%是不好的，只有20%堪称变得良好）。第二，依理应变，要以“不变”为根本的思考点。第三，理本身就是变动的，所以应变之时，必须先找出先前的理，而不是依照前例来处理。
中国式管理的三大特色：以人为主，因道结合，依理应变。以人为主，还必须因道结合，才便于依理应变。
只有理念相同，英雄所见略同，彼此具有共识，然后在大同小异的意见中建立大家的“时中”，才能够顺利的依理应变，做到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地步。
民主最大的缺失，即在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中国式管理的总体目标，在求“时中”，就是“时时都合理”的意思。
大同绝对不是一同，世界统一并非一致的接受某一种文化的洗礼，全体人类都过着同样的生活。大同必须包容小异，也就是尊重各种不同的文化，允许各色各样的生活方式，共存共荣，彼此都能够互相欣赏。
对上要有礼貌，但不可以谄媚，讨好；对下不宜太严，也不能过分宽松、纵容；平行同事，不必太拘束，也不必过分熟不拘礼。这中间的轻重分寸，必须因人、因时、因地、因事而适当拿捏，这样，才称得上公正。
管理由观念开始，有什么样的管理观念，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管理行为。有什么样的管理行为，也就产生什么样的管理关系。同样有什么样的管理关系，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管理效果。
管理的历程，着重在“同中求异，异中求同”，也就是“有矛盾时加以调和，没有矛盾时制造若干矛盾”，使相同的产生某些差异，而让差异的趋于相同。
人何以能群？曰：分。（安人的基础，在人人自觉，各有其分，而且各守其分。只有“人人各守其分”，才能够“大家和合为一”。）分何以能行？曰：义。（义便是合理，怎样分工才能收到合作的效果呢？只有“合理”一途。）
修己的要旨在自觉、自律与自主。
一个人要管人之前，必须先把自己管好。
寓人治于法治，把人治与法治合起来想，而不分开来看。
中国式管理主张人治大于法治，寓人治于法治中，人人自然地、自发地也是自动地守法重纪。
做好人本身的价值不高，能够把好事做出来，才有真正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