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对权威会服从到哪种程度

虽然某些时候,一个人做出的行为,并不源于他自己的本能动机,而是源自于在社会关系中,存在于更高等级的人的意愿,是这个等级的人或机构,促使别人做出了服从的行为,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服从很可能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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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纳粹头目阿道夫.艾希曼被以色列特工抓获,押往耶路撒冷接受审迅。艾希曼是纳粹德国高官,曾在二战期间,犯下了滔天罪行。他签发了很多骇人听闻的文件,包括对数万犹太人执行死亡命令,可以说是一个双手沾满了鲜血的刽子手。

那这样一位恶贯满盈的战犯站在军事法庭审判席上时,对自己的罪行进行忏悔,请求饶恕了吧?答案是,并没有!艾希曼并不承认自己有罪,还一再申辩,他只是在执行任务,奉命行事,没有任何罪过。

面对这样证据确凿、罪孽深重的恶行,艾希曼为什么不承认呢,却一再说自己是在执行任务,听从命令呢,人们到底会对权威服从到哪种程度呢?

当时身为犹太人后裔的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对这件事情非常关注,于是他进行了一次电击实验。他想知道,当代表权威的一方下达命令时,这个命令是与道德和个人认知相违背的,到了对人性进行严酷考验的时候,人们会如何选择,他是遵从自己道德的指引还是遵从权威的力量?

后来作者把整个实验过程写成了一本书,《对权威的服从》,副标题是《一次逼近人性真相的心理学实验》,在书中,作者详细记录了事件过程,并对实验过程中的现象进行了分析,主要是在情境力量下,权威对个体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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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我们认为,人是自己行为的主体与支配者,人们的行为受自己良知、社会道德的约束,不会服从于别人的意志。正是因为我们有清楚的认知,才成为独特的个体。假使一个人没有主观意识,不做分辨的对外来的指令加以服从,那是不可理喻的事情,简直是猪脑袋。

所以,如果个人对于某件事情的道德判断与权威产生了冲突,个人的自我认知应该占据主导地位,应该遵从自己内心的声音,而权威次之。这才是正常应该具有的表现。

但是如果读了《对权威的服从》这本书,你会知道,以上只是你一厢情愿的美好想法。

现在假使我们参加了一场实验,实验规则是,让一个人回答问题,他答错了,然后代表权威的实验人员让你去电击那个人,你会听从吗?坚定拒绝是吧。因为在我们看来,电击别人这种行为简直是变态虐待狂才会做出来的事,绝不会是我们。

但是,先别这样武断地下结论,我们看看书中具体实验及实际情况是怎样的。

实验组招募有偿志愿者,假装要进行一项关于惩罚是否对增强记忆力有帮助的实验。两组人分别扮演教师和学生,学生被绑在椅子上,手臂上用电线连着按钮。如果学生回答错误了,教师就给对方实行电击。

电击按钮从15伏开始依次增大,共分为30个,所以最高电压有450伏。当然,实际上是没有电流通过的,学生是一位进行过表演培训的托,他会根据电压的大小做出各种痛苦的表演,但是扮演老师的志愿者们并不知情。所以这个实验中真正的被研究对象是扮演老师的人。

这个实验进行了很多变异,整个系列包括了19个独立小实验,参与人员超过1000人,年龄层次从20~50岁都有,并且涵盖了各种职业人员。

但是不管实验细节进行怎样变化,最终的结果基本上是:有将近2/3以上的人选择了服从,对别人进行了最高电击。

这个实验透露了一个细思极恐的现象:一些不带有任何攻击性或特别敌意的普通人,在某种情境力量的影响下,面对权威的压力,可能会完全失去自己的判断,变得盲从、麻木而无知,他可能触犯平时的道德底线,违背心愿与良知,做出一系列不被认可的行为。

实验组在不披露结果的情况下,曾经任意采访了一些人,问他们是否会对对方进行电击,绝大多数人都回答说自己绝不会做出这种不人道的行为。

其实在知道实验结果之前,我们肯定认为自己也不会。人们都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自制力与是非善恶分辨能力,具有一定的正义感、道德感、良知底线,肯定不会盲从别人而失去自我。

但是在我们知道了真相后,就不敢再报有乐观的看法了,因为事实是令人震惊而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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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为什么相当多数的人出现极端服从现象,他们受了什么魔力的驱使,变得麻木而无知呢。《对权威的服从》这本书中认为有以下原因。

首先,是情境力量的影响。受害者被锁定在这个情境中。实验是以心理学研究之名,看起来权威且专业,让人们产生了盲目崇拜。从而心理上产生了畏惧感,不敢去质疑对方。

就像我们会在某个专题座谈会上,表现的像个小学生一样认真听讲,对讲师的话深信不疑。

其次,是权威的力量。权威强大的力量影响人们将重点放在实验组人员身上。假设董事长、主管、员工这几类人在一起,大家会很容易倾听地位最高的董事长讲话。因为人们在心理层面,会很容易和权威靠近。

再次,是反人类变体特征。这个不好理解,简单说明,当受试者们想要放弃时,权威人士会说,“实验要求你继续”。于是命令就变成超越了人这样的个体之上的指令。受试者们无法去思考这样的问题:是谁的实验,为什么要设计这个实验,对学生造成了伤害怎么办?

就像在二战中,发生了很多惨绝人寰的屠杀,民众被征召入伍,被这样教导:德意志是最优等的民族,其他都是劣等的,所以我们现在进行的事业对保持人类基因的优等性有着崇高的意义。在这里,洗脑者把罪恶进行美化,上升到一个看起来正义而伟大的层面。对下属进行洗脑,实施他的独裁暴政。

最后,与接受的教育有关。想想自己的成长过程,上课要认真听讲,如果学生质疑老师的讲课内容,会被认为是钻牛角尖,调皮捣蛋,不是个听话的好学生。并且一直延续到成年。上班了听从老板的吩咐,业务上出差错,如果老板暗示要你背锅,你背不背?若想继续混下去,只有帮老板顶包。

因为生活经验让我们知道,叛逆会受到惩罚,遇事要权衡得失、趋利避害来保全自己。人不是孤立存在的,他要改变自己融合于这个社会群体。

基于以上的原因,人们选择了服从。虽然很多事情,从道义或责任感来说,不服从才是正确的选择。但可惜的是,太多人无法冲出思维定势,这听起来真令人失望和悲哀。

在《对权威的服从》这本书中,作者分析的非常详细周密,因为这是一本心理学研究书籍,遣词造句都很克制严谨,既不武断也不轻浮。除此之外,书中还记录了实验场景,志愿者各自不同的真实表现,他们的表现,从另一侧面,也反映了人性中不为人知的另一面,黑暗、光明、伪善、正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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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于受试者来说,不管是服从还是反抗,在米尔格拉姆实验过程中,大部分人的心情并不舒坦。一方面,面对着学生的痛苦,受试者想要放弃实验,另一方面,代表权威的组织者要求他继续,他要兼顾此命令。在这时候,听从良知的指引还是权威的命令就成了受试者非常两难的诀择。

虽然某些时候,一个人做出的行为,并不源于他自己的本能动机,而是源自于在社会关系中,存在于更高等级的人的意愿,是这个等级的人或机构,促使别人做出了服从的行为,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服从很可能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

不过,在这个实验中,也有少数人打破了权威的力量,拥有冷静的思考力和决断力,体现了宝贵的人道主义价值观,他们坚持与权威对抗,拒绝对别人进行大电击。虽然反抗者并不多,但至少让人们相信这个社会上还有正义存在。

不管是选择服从还是反抗,受试者们都经过一个情绪激烈的对抗期。对此,作者米尔格拉姆也进行了分析。

那对于读者来说,看完了《对权威的服从》这本书,知道了人的性格中隐藏着各种劣根性,那如何去压制不好的一面,发挥人性中光明的力量,在生活中出现不合理的权威时,能够坚持自己的道德底线呢?

我们要学会思考与质疑,学会分辨正确的权威与恶劣的权威,保持清醒的思考,正直与坚韧的人格。只有这样,在面对不合理时,才能克服强大的情境力量对自己的影响,进行反抗,从而避免极端盲从,做出有违常理的事情出来。

转自:https://baike.baidu.com/tashuo/browse/content?id=52088533170dbaec3ac55b95

米尔格拉姆服从实验

米尔格拉姆服从实验(Milgram’s obedience experiment,又称米尔格伦实验,Milgram experiment或权力服从研究,Obedience to Authority Study)是米尔格拉姆(见米尔格兰姆)于1963年所做的研究人服从权威的经典实验。结果表明正常人对权威的服从程度和普遍性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实验目的

为了测试受测者,在遭遇权威者下达违背良心的命令时,人性所能发挥的拒绝力量到底有多少。

发展历程

实验的概念最先开始于1963年由耶鲁大学心理学家史坦利·米尔格伦(Stanley Milgram)在《变态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里所发表的《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一文,稍后也在他于1974年出版的《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 Experimental View》里所讨论。

实验开始于纳粹分子阿道夫·艾希曼被抓回耶路撒冷审判(1961),被判死刑(1962)后的一年(1963)。米尔格伦设计了这个实验,便是为了测试“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地服从了上级的命令呢?我们能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吗?”(Milgram, 1974)

米尔格伦在他的文章“服从的危险”(Milgram, 1974)里写道:

“在法律和哲学上有关服从的观点是意义非常重大的,但他们很少谈及人们在遇到实际情况时会采取怎样的行动。我在耶鲁大学设计了这个实验,便是为了测试一个普通的市民,只因一位辅助实验的科学家所下达的命令,而会愿意在另一个人身上加诸多少的痛苦。当主导实验的权威者命令参与者伤害另一个人,更加上参与者所听到的痛苦尖叫声,即使参与者受到如此强烈的道德不安,多数情况下权威者仍然得以继续命令他。实验显示了成年人对于权力者有多么大的服从意愿,去做出几乎任何尺度的行为,而我们必须尽快对这种现象进行研究和解释。”

实验对象

1963年,实验小组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和寄出许多邮递广告信,招募参与者前来耶鲁大学协助实验。实验地点选在大学的老旧校区中的一间地下室,地下室有两个以墙壁隔开的房间。广告上说明实验将进行约一小时,报酬是$4.50美元(大约为2006年的$20美元)。参与者年龄从20岁至50岁不等,包含各种教育背景,从小学毕业至博士学位都有。

实验方法

参与者被告知这是一项关于“体罚对于学习行为的效用”的实验,并被告知自身将扮演“老师”的角色,以教导隔壁房间的另一位参与者——“学生”,然而学生事实上是由实验人员所假冒的。

参与者将被告知,他被随机挑选为担任“老师”,并获得了一张“答案卷”。实验小组并向他说明隔壁被挑选为“学生”的参与者也拿到了一张“题目卷”。但事实上两张纸都是“答案卷”,而所有真正的参与者都是“老师”。“老师”和“学生”分处不同房间,他们不能看到对方,但能隔着墙壁以声音互相沟通。有一位参与者甚至被事先告知隔壁参与者患有心脏疾病。

“老师”被给予一具据称从45伏特起跳的电击控制器,控制器连结至一具发电机,并被告知这具控制器能使隔壁的“学生”受到电击。“老师”所取得的答案卷上列出了一些搭配好的单字,而“老师”的任务便是教导隔壁的“学生”。老师会逐一朗读这些单字配对给学生听,朗读完毕后老师会开始考试,每个单字配对会念出四个单字选项让学生作答,学生会按下按钮以指出正确答案。如果学生答对了,老师会继续测验其他单字。如果学生答错了,老师会对学生施以电击,每逢作答错误,电击的伏特数也会随之提升。

参与者相信,学生每次作答错误会真的遭到电击,但事实上并没有电击产生。在隔壁房间里,由实验人员所假冒的学生打开录音机,录音机会搭配着发电机的动作而播放预先录制的尖叫声,随着电击伏特数提升也会有更为惊人的尖叫声。当伏特数提升到一定程度后,假冒的学生会开始敲打墙壁,而在敲打墙壁数次后则会开始抱怨他患有心脏疾病。接下来当伏特数继续提升一定程度后,学生将会突然保持沉默,停止作答、并停止尖叫和其他反应。

实验现象

75 V嘟囔
120 V痛叫
150 V说,他想退出试验
200 V大叫:“血管里的血都冻住了。”
300 V拒绝回答问题
超过 330 V静默

到这时许多参与者都表现出希望暂停实验以检查学生的状况。许多参与者在到达135伏特时暂停,并质疑这次实验的目的。一些人在获得了他们无须承担任何责任的保证后继续测验。一些人则在听到学生尖叫声时有点紧张地笑了出来。

若是参与者表示想要停止实验时,实验人员会依以下顺序这样子回复他:

1.请继续。

2.这个实验需要你继续进行,请继续。

3.你继续进行是必要的。

4.你没有选择,你必须继续。

如果经过四次回复的怂恿后,参与者仍然希望停止,那实验便会停止。否则,实验将继续进行,直到参与者施加的惩罚电流提升至最大的450伏特并持续三次后,实验才会停止。

实验结果

米尔格伦为整个实验过程和其结果录制了纪录片,纪录片名便是《服从》,纪录片的正版拷贝已经很难找到了。他接着与Harry From制作了5部受到这次实验影响的社会心理学影片。这些影片都可以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媒体中心找到。

在进行实验之前,米尔格伦曾对他的心理学家同事们做了预测实验结果的测验,他们全都认为只有少数几个人——10%甚至是只有1%,会狠下心来继续惩罚直到最大伏特数。

结果在米尔格伦的第一次实验中,百分之65(40人中的26人)的参与者都达到了最大的450伏特惩罚,尽管他们都表现出不太舒服;每个人都在伏特数到达某种程度时暂停并质疑这项实验,一些人甚至说他们想退回实验的报酬。没有参与者在到达300伏特之前坚持停止。后来米尔格伦自己以及许多全世界的心理学家也做了类似或有所差异的实验,但都得到了类似的结果。为了证实这项实验,也有许多更改了架构的实验产生。

马里兰巴尔的摩郡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 Baltimore County)的Thomas Blass博士(也是米尔格伦的传记——《电醒全世界的人》的作者)在重复进行了多次实验后得出了整合分析(Meta-analysis)的结果,他发现无论实验的时间和地点,每次实验都有一定比率的参与者愿意施加致命的伏特数,约在61%至66%之间。

对于实验结束时的情况所知不多,依据米尔格拉的回想,当时那些没有达到最高伏特数的参与者却也都没有坚持这项实验本身应该结束,也没有至隔壁房间探视“学生”,离开时也都没有询问实验人员的同意。

实验评价

实验本身受到了关于在科学实验上的伦理质疑,因为这项实验对参与者施加了极度强烈的情感压力(虽然这种压力可以说是由他们本身自由操作所造成的),尽管这项实验带来了对人类心理学研究的宝贵发现,许多的科学家会将这类实验视为是违反实验伦理的。

米尔格伦则辩护道,之后的调查发现当时的参与者中有84%称他们感觉“高兴”或“非常高兴”参与了这项实验,15%参与者选择中立态度(有92%的参与者做了事后的调查),之中许多人事后还向米尔格伦表达谢意。而且米尔格伦还不断接到这些前参与者想要再次协助他进行实验,甚至想加入他的研究团队。

六年后(也就是越战规模最大的时期),其中一个前参与者与米尔格伦联系,表示为何他们会感觉“高兴”参与了这项实验:

“1964年当我在进行实验时,虽然我相信我是在伤害某个人,但我完全不晓得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当人们根据他们自己所信仰的事物并顺从地服从权力者行动时,很少人会意识到这点……请允许我这样认为,我被权力机关征召入伍,而这将会让我做出一些连我自己都会害怕的坏事……如果我拒绝服兵役的良心申请(Conscientious Objector)不被权力机关所批准,我已经准备因此而去坐牢,这对我的良心而言是唯一的选择。我唯一的希望,是我那些同样被征召的伙伴们也能如此发挥他们的良心……”

不过,实验的经验并不是对每个参与者都有终身的改变。许多参与者都没有依据现代的实验标准被告知细节,离去时的面谈也显示许多参与者看起来仍没有理解到这项实验的真实情况。

实验意义

实验所引起最主要的评论不在于实验方法的伦理争议,而在于实验所代表的意义。一位在1961年的耶鲁大学参与者在Jewish Currents杂志上写道,当他在担任“老师”的中途想要停止时,便是怀疑到“整个实验可能只是设计好,为了测试寻常美国民众会不会遵从命令违背道德良心——如同德国人在纳粹时期一样”而这便是实验的初衷之一。米尔格伦在他《服从的危险》一书中便称:“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便是,我们在实验室里所制造的使人服从权力的环境,与我们所痛责的纳粹时代之间有怎么样的关联。”

关于米尔格拉姆的研究如何与纳粹军官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相吻合,以及该实验如何强化了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艾希曼的审判是一场电视审判,它确实向新的美国公众重新介绍了大屠杀的整个概念。米尔格拉姆非常相信汉娜·阿伦特将艾希曼视为官僚机器中的一个齿轮的观点,对美国人和对德国人民一样适用。”

后人观点

“人们总是说,‘我会拒绝的!这完全违反规则!’但是他们中90%的人愿意折磨他人……令我惊讶的是,50年后,我们无法塑造我们的教育体系,向人们解释有时说‘不’是多么重要。” 

——社会心理学家Tomasz Grzyb

转自: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1%B3%E5%B0%94%E6%A0%BC%E6%8B%89%E5%A7%86%E6%9C%8D%E4%BB%8E%E5%AE%9E%E9%AA%8C/56038632